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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媒介技术革新不仅迅速地提升了晚清中国印刷的质量和产量，更为重要的，是由这样的技术革新所促发，在其与社会、人心彼此缠绕、博弈的格局中，以报纸、出版机构等新式媒体为场域，一种不同于传统阶层关系或私人关系的“新关系”，逐渐在晚清士人间建立起来了：“这种关系以报刊为核心，人与人之间跳脱纵向阶序，以一种平等的、非个人的交往模式，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27]369这种“新关系”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士人们的自我角色认定，使他们能在传统的经由科举所编织的人际交往网络之外，借由报刊、出版等新的媒介手段探索了可以用知识来影响甚至形塑社会的路径，以及一种新的进入社会以及组织人际关系的方式。尽管这一关系及其所附着的场域，并不适合以西方经典的“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来加以命名，但大致可以说，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无疑正蕴蓄在其间。也基于此，或者可以说，以报纸、出版机构等新式媒介为知识生产的枢纽，新型的知识者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格局和形态逐渐形成：“在这个印刷生产实践的现代展开过程中，无论是文化人的学术活动，还是维新人士的译书、革命志士的改良革命，无不借重于印刷技术以开展社会舆论的改造。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变化因此而与印刷现代性的展开密切相关。”[3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刷现代性”③及其所组织的新的文化生产形态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的知识—知识者的转型，也深深地嵌入社会变迁的脉络中。 正如桑兵所指出的，因为知识阶层“作为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也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力与抵拒斥力适成正比。而城乡的农工商民，则内化力差，排斥力也弱”，[13]23因而“早期对西方制度器物有所反应者，多半是知识水准较低的一群人，官绅士人对西力入侵反而视而不见，甚至对西方普遍存有较大的误解，以至于官方与支配阶级对西方的反应，要远远落后于民间社会的变化”。[27]38-39对于印刷出版而言，这一情形尤为明显。据考证，最早参与西人印刷出版传播的华人，最初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地位普遍不高，往往在西人的企业中担任印刷工人、夹带传递等角色。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印刷出版中心转移到江南地区，很大一部分因为科举覆没而需要寻找新的生存之道的传统士人，才逐渐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27]39但很显然，新的文化领域并不只是将现有的社会群落“现成地”召唤或者挪用到它所需要的岗位上去，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人员改造和组合也蕴含在这一过程中，这无疑构成了新的行业兴起的必要条件。孟悦指出，“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很大程度上，成全了现代印刷出版业。[33]这不仅是说“工人”蜕变为“工人企业家”，使得晚清的印刷出版业拥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企业管理层；“学者”转型为“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使得晚清的印刷出版业拥有了知识再生产的人力资源保障，更是说两者的结合，使得印刷出版业完成了其作为从“知识”到“实践”的知识转化通道的建构，从而成了晚清最重要的知识—文化再生产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可以发现，原有的士农工商四民分类及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各种碎片化的社会力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聚集在由社会危机意识所激发出来的新的知识清理和知识整合平台上，形成了新的动员和组织社会的方式，也因此，形成了不能用传统的四民体系来加以归类的新的社会阶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