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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伴随着“人才”重塑和“强国保种”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知识和知识者的转型实践拉开了帷幕。 作为知识和知识者转型的关键环节，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制度成为晚清时人关注的首要焦点：“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功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7]60作为统治阶层打通草根与精英、文化与社会、文人世界与官僚体制之间壁垒的重要制度设计，科举制度无疑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传统、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主要途径。然而，在晚清时人看来，科举制度在历史实践中逐渐远离了人才教育与选拔的初衷，不仅丧失了助推知识和文化推陈出新的能力，也割裂了与社会进程之间应有的回应性关系，并且沦为士人谋取现实利益、进行阶层爬升的工具，因而在本源性意义上，科举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如何改造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恢复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成为势之必然。 梁启超认为：“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8]139张之洞、袁世凯更是警告道：“是科举一日不废……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9]当科举的废立被看做与人才之重塑、国之富强息息相关，而科举本身被认为已无回天之力之时，其覆灭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在运行了上千年后，科举制度于1905年寿终正寝，其在社会方方面面所引起的震动正如罗兹曼(Gilbert Lozman)等所指出的：“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10]随着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分层的动力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路径已不复存在，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出现了真空，需要探索新的中介、机制来加以填补。 与科举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对应的，是西方新式学堂的重要性开始为晚清时人所认识，并被用来改革甚至替代传统教育：“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堂，讲学术在合群。”[1]37“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3]136“中国欲谋求富强，非大力培养人才不可”，国家“从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8]130张之洞等人的看法无疑代表了时人的普遍心态，即国家的富强与时局的拯救，皆系于学堂这一新生事物能否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的学缘结构和秩序。作为对这种呼声的回应，清政府在维新变法时就开始酝酿采用学堂这一新的教育体制，可惜因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未能全盘实现。1901年，迫于危急的时势，清政府终于颁布上谕，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1]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了从蒙学堂到大学堂的各级学堂的属性与时限；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重新修订了学制系统各段的时限，“学堂”由此在官方层面上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