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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文社科类图书逐渐取代格致类的科技图书，成为晚清译书的重点才是可以理解的：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即欲兴一新治，亦不至事事仰鼻息于人，或反为愚弄。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为尤切也。[3]201 晚清学者已经很敏锐地看到了官办译书局在翻译内容方面的弊端，即仅仅落在“格致”层面的译书不足以单独成为改变中国的力量，作为“格致”可以落地生根发芽的社会政治基础，“政事之书”更应成为译介的重点。因而，人文社科类书籍成为翻译重点，并不意味着远离社会语境，而恰恰是文化—社会危机落实在翻译的政治层面上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理解日籍汉译何以成为晚清时人最为热衷的翻译选择了。以“东学”作为翻译对象，其实首先包含着时人诸多不得已的苦衷在里面。梁启超直言不讳地说道：“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与其学元遗山之诗，何如直学杜少陵？与其学桐城派古文，何如直学唐宋八家？”[7]93尽管如此，他和当时的许多知识者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东学”翻译必须成为翻译的现实策略。一方面，是因为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将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当做学习的榜样，因而如何通过总结“东学”以达到超越日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地成了“东学”在晚清中国受到重视的现实前提。康有为指出：“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文学、工艺、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过于日本也。”[22]48另一方面，从现实可行性角度来说，与日本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诸多相通性，又使得“东学”成为最易于上手的文化媒介；与晚清西学人才奇缺的情形相比较，这一点无疑是“东学”作为翻译资源的优势所在：“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3]47康有为关于“东学”的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却从某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时人在面对巨大的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时，那种因简单比附“成功”而产生的急于摆脱危机的权益性、策略性与功利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