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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强之方，闻善能徙。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已。”[2]201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沈葆桢的看法代表了晚清时人对于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基本认识，即要摆脱危机，必须在有“自强”意识的前提之下，进行自我变革；“变”才能应对“穷”，才能“通”和“久”。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变”，可以用来支撑“变”的资源和路径又是什么呢？郑观应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废，各有所以致此之由……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2]234康有为也认为：“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3]33-34在晚清士人看来，“泰西”之所以能够纵横天下，表面上看是基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却在于其背后的人才的强大，在于培养人才的“士人之学”的强力支撑。而所谓“士人之学”，与中国传统“士人之学”显然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在郑观应看来，“泰西”之“学”在于其自成一统，更在于其能用中学之所长，因而能融会贯通，战无不胜；而在康有为的视野中，“泰西”之“学”更多与“农工商矿”、“化光电重”等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专门知识联系在一起，所以才能强国富民，成为一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器。 这一借助于“泰西”这一参照系而产生的对“士人之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晚清学界学术风向的变化。一方面，据此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西学东渐对于晚清士人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却也不难由此辨认出清朝中叶以来学术流变的轨迹。自乾嘉以来，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汉学一直是学界的主流。然而，尽管乾嘉汉学家们致力于“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事实上，对义理的追索往往被繁琐的考证、训诂的过程所遮蔽，学者往往“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言及于用”。[4]68道光而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出现，学界风气开始发生嬗变，注重“因文见道”的宋学与强调“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逐渐占领上风，经世致用的思想渐入人心。至晚清，时局危颓使得西学与传统经世思想合流，“经世”之“实”与“实学”之“实”开始弥合；学界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器物”层面上拯救时弊的洋务运动，而开始将视线聚焦到知识—文化的层面上，聚焦到士人应该如何回应资本主义科技文明的兴起以及由其所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的殖民统治，而调整自己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和角色上来。 与清中叶宋学开辟的“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4]76实学传统形成内在衔接，晚清的学界进一步强化了学术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作用。梁启超认为：“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5]龚巩祚进一步总结道：“自局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2]51正是因为将“治”与“学”有机联系在一起，将“智慧”和“学术”看做可以扭转乾坤的“大势力”，因而好的治理并没有被仅仅寄托在治理者身上，而是被更多寄托在可以挽救危局的知识、知识者和知识转型上，寄托在学术如何有效介入现实、重建自己与现实危机的有效回应性关系上，所谓“士大夫知格致为人圣之门径，即报国之经纶，读有用之书，试诸有用之地，以成其为有用之才”。[2]201在唯“格致”方能强国、唯“格致”方可培养济世之才的认知基础上，知识者被寄予厚望，而“有用”则被当做衡量知识与现实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