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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所触发，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艰难的自我改革与调整。在这过程中，知识者—知识生产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社会转型的发动中枢角色：科举制度的覆没，意味着其所代表的传统知识生产体系失去了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性支持，而面临着四分五裂的碎片化危机；在“经文分离”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伴随着古籍的古董化、商业化，传统精英文化逐渐丧失了其直接影响现实秩序的合法性通道；而挟裹在殖民运动大潮中，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格局中内涵的变异、地位的提升与功能的转换，则带来新的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当然，也同时包孕着对异域文化单向度输入的警惕……作为整理所有这些知识的物质性平台，印刷出版在晚清担当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不仅成为各种知识对话、转化和重组的推进器，有效推动了“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而且因为探索了传统文人的新的职业空间、交往方式和主体生成，而建构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以与传统印刷出版不一样的形态深刻地嵌入晚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浓重的社会—文化危机下，借助于印刷出版这样的传统媒介的“现代”转型，晚清中国通过各种知识要素的整合，重建了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回应性关系，催生了新的知识与知识生产。 注释： ①约翰·普拉默那茨(John Plamenatz)将“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另一种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东方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者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因而“东方的”民族主义是“既纷乱又矛盾的。”转引自[印度]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tterjeea)：《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②所谓“翻译的政治”，其实质在于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纵策略。见崔波：《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印刷现代性”在西方学术界讨论印刷和现代性问题的理论中具有复杂而丰富的意涵，指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在晚清民初的语境中，“印刷现代性”指向因为印刷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新文化/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出现在当时从日常工作、生活到社会文化、生产、组织诸方面的“现代”转型。参考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第6页。“中国知网博士文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