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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对于传统知识生产路径重在内省而言，承担跨文化交流功能的翻译显然从另一角度参与了晚清知识—知识者的转型。事实上，翻译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域外文字，译行于我国，传播于现今者，如象教经论则始于晋，欧西典籍则始于明……其后如庞迪我、艾儒略、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遂先后继至，然所译述，大都以宗教、历数、农学之书为多。”[7]95如果说之前对欧西典籍的翻译，其主要目的是“以文化来传教”，翻译的图书以宗教、科技类为主的话，那么，清朝中期之后，随着中华帝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呈现，可以说翻译的意图、内容、主体乃至传播途径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迨于有清道咸之间，言政俗之书，间有译本。同光以后，则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所编译者盛行于世。若日本文译本，则以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随因之稍稍变矣。”[7]95从翻译主体来看，官译局与民间机构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翻译的中坚力量；从翻译内容看，人文社科类图书异军突起，成为晚清翻译最受关注的领域。在《译书经眼录》统计的1901年至1904年间的533种自域外翻译的图书中，史志(125种)、法政(70种)和学校(48种)分列前三位，人文社会科学部类图书占80%以上。[7]100-101从翻译途径看，这一时期转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比重的确较大。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汉译日籍(含转译西书)达1278种，其中包括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政法194种，军事45种，经济44种，社会7种，教育7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艺术3种，科学249种，技术243种。[21]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籍汉译成了晚清翻译最为重要的部分。 如何来理解晚清时期的翻译的新特点，在这些特点背后，到底又隐藏着时人怎样的对于翻译的认识？康有为认为：“夫中国之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3]34梁启超也指出：“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58康梁所说相当典型地传达了内忧外患中时人在知识生产上的深深焦虑，即“人生于一群之中，欲自开其智识，则必读书。两群相遇，欲互换其智识，则必译书。两群之中，甲群稍高，乙群稍次，则甲群译乙群之书，尚可暂缓；而乙群译甲群之书，则在所宜急。夫今日者，脑力之世界也，人固不可不读书；而支那者又稍次于欧美者也，更不可不译书。然则今日之支那，其以布帛菽粟视译书也审矣”。[22]60某种意义上，在欧美诸国的强大面前，“次”已成为晚清时人在自我指认上的共识，也基于此，翻译作为“次”(中国)向“强”(欧美)学习的不对等的单向度文化“进口”举动，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23]因而需要被视为“翻译的政治”②了。在这个层面上，翻译显然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将翻译视为类似于布帛菽粟这样的生存必要之物，分明暴露了晚清时人对于翻译的倚重，以及对于翻译所能达到的目标的憧憬——希冀借由翻译成为欧美列强那样的强国；另一方面，当翻译成为译入国基于自身生死存亡的现实判断而产生的文化自救行为的时候，注定了其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回应、凝聚和唤醒译入国文化内在的反抗性，从而两者具有差异性的结合，使得“翻译的语言或词语具有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学的意义”。[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