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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到“学堂”，在后人看来，“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他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培训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12]因而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制度形式的变革，更意味着教育目的、理念以及路径在晚清社会—文化危机的刺激下的全方位的改变，其出发点是通过大众化教育的建构，询唤新的政治形态以及社会结构方式，从而探求“富国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图景。 在这样的意识下，新式学堂的发展相当迅猛，据桑兵统计，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后，新式学堂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 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 638 884人，1912年达到2 933 387人。[13]2而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的总数为5 704 254人。[14]在这样的急剧变革情形下，以“学堂”为核心的新式教育势必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何在晚清由大众教育所导致的知识生产下移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建构起新的知识体系以支撑新式教育，已经成为摆在晚清的知识者面前的一个必须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作为上述问题的一种回应，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位传统知识—文化成为晚清时人的首要课题。作为文化再生产的资源和手段，古籍及藏书楼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流通和传播的基础，但由于印刷技术和流通手段的限制，古籍及藏书楼往往是文化精英世家的文化资本，其公共性相当有限：“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齿蠢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2]243在经历了清朝中期以降历次大规模的兵祸战乱之后，古籍面临着离散湮没的危险，而其流通系统也遭到了破坏：“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5]特别是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战争，因为发生在中华文脉所系的江南地区，对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尤为剧烈：江南地区兴盛一时的私营刻书业被全面禁止，大量传统典籍被查禁、删改与焚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所藏《四库全书》毁于一旦，文化世家及藏书楼也归于湮灭。[16]248-249时人哀叹道：“寒家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向山阁旧藏图书，荡焉无存。”[17]415孟悦因此总结道，太平天国运动，连同清政府对于太平天国的镇压，不仅破坏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连续性，也打破了江南社会，特别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再生产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