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晚清的翻译担当起了知识—知识者转型的发动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严复所说的翻译四大宗旨：“一曰开渝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证明定义，以度庞杂。”[25]在认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强大，同时又利用强大得以诞生的资源以反抗这种强大的悖论性前提下，可以说，晚清以来的翻译，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生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勇气与无奈，这是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现代性”追求的重要维度。 四 无论是教育、古籍还是翻译，当它们在晚清中国同时成为新的问题，或者说有待于转化的新的知识生产面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必然意味着其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流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收纳这些新的资源，如何在不断更新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到可以贯通的通道，其重要性甚至已经不亚于这些知识—文化本身的转型问题。 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播路径，印刷出版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转型时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沟通和架构不同的知识平台的枢纽所在。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技术在隋唐之间已经出现(另一说为汉代)，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典籍，大约在9世纪，才被用来印黄历、年历等。[26]到了16世纪中叶，随着技术改进等因素，印刷难度大为降低，可以大规模地印制包括宗教书籍、日用类书、交通指南、文学作品、绘画、书法等在内各种文化消费品。清代已经有了成熟的印刷出版格局，有“三个半刻书中心”(三个指四川成都、福建建阳、江西抚州，半个指湖南宝庆)和“六大知名印书中心”(成都、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徽州等)之说。[19]21119世纪之后，伴随着传教士的宗教传播活动以及外国商人的入境，于传统的手工操作的雕版印刷技术之外，机器印刷作为欧美工业革命的结晶，被引进到中国来，其中尤以传教士的贡献为著。据李仁渊考证：“1810-1895年之间，传教士的传播机构在空间上由边缘渐次中央，由海外、口岸进入内地之际，各种新式的传播媒介随之引入中土，同时几乎所有新式的传播的技术与形式一开始都由传教士因宗教目的引进。”[27]26这些由传教士输入的新技术包括石膏版印刷(1870年上海清心堂教士范约翰始刻)、石印术(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刷所)、珂罗版印刷(1875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刷所)等。[1]257-2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