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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在物质层面遭受的重创加剧并放大了其“古董化”、“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瓦解了古籍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古籍的存在意义饱受质疑并被逐步颠覆：“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弄，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17]416很显然，晚清时期古籍与其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异，古籍的彻底商品化已经使其拥有者不再成为知识再生产的推动者与参与者，相反，却因为其沦为商贾们的私有财产而束之高阁，并成为文化传播的障碍。这一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尤为明显，古籍书价骤涨，还出现了“富商大贾，群起争购”的局面。[18]222 而更大的障碍在于，在帝国主义殖民危机面前，晚清时人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角色定位往往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如何将典籍纳入知识—知识者的转型进程变得困难重重。一方面，古籍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作“国粹”，在“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19]的意义上，它作为构建“中国”形象的文化基础和资源，必须被保留下来，正如史华兹(BenjaminI. Schwartz)所指出的，晚清中国“保国”的任务其实是和“保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1]17要想“保国”，必须首先“保教”。另一方面，作为“东方的”民族主义①兴起初期通常会遭遇到的悖论的另一面，古籍也常常被认作民族落后、愚昧的渊薮，因而在民族走向“富强”、“进步”的历程中，它也必然会遇到被否定、被拒斥的悲剧命运——史华兹在对晚清中国的研究中，同样也指出了这一种情形：“哪儿的民族—国家处在衰败、危险之中，哪儿的民族主义者就几乎不愿意在那些与民族国家富强需求相背的民族过去的气质中去发现价值。”[20]18被动地处在现代性的位置上，这就注定了古籍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一定会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被讨论和处理，因而其内在悖论性往往构成价值意义上的两难选择。 当“国粹”与“糟粕”的形象被叠加在传统文化典籍上的时候，如何有效处置传统文化典籍，使它能够在重建其与社会现实关联的基础上被激活，重新被纳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显然同样是晚清时人在探求知识—知识者转型时所遭遇到的困境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