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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与知识者的角色和功能被放置在这样的层面上讨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被切切实实政治化了。事实上，也只有将知识转型放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强国保种”悲情现实政治氛围中，我们才能理解晚清知识生产的复杂面貌。正是与礼崩乐坏的末世情怀形成呼应，“智”才开始摆脱现实伦理道德的束缚，从“五德”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晚清知识体系自我重构的最重要内容。王韬指出：“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惟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煦妪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奋发近义，复仇蹈死近义，皆未得义之中也。礼拘于繁文缛节，击旋揖让，则浅矣。信囿于自守，至死不变，则小矣。洞澈无垠，物来毕照，虚灵不昧，运用如神，其识足以测宇宙之广，其见足以烛古今之变，故四者赖智相辅而行。苟无以济之，犹洪炉之无薪火。巨舟之无舟楫也，安能行之哉！”[6]当“仁”、“义”、“礼”、“信”等道德范畴在危机四伏的现实面前顾此失彼的时候，“智”的一枝独秀显然别具深意：一方面，它的“脱域”意味着在晚清大变局的冲击下，关于“伦理”甚至关于“人”的认同危机已经浮出水面，因而对知识的“去道德化”处理，可以理解为时人对于“道德化”的传统知识体系的深深失望，以及“去道德化”以重塑新知识的努力；另一方面，当“智”被纳入救世的视野中，被当做可以统摄、调适甚至更新“仁”、“义”、“礼”、“信”的知识转型的发动机的时候，也可以说，一种不同于“仁”、“义”、“礼”、“信”，更强调现实适应性的新道德体系的建构也由此开始，并且借由“智”这一媒介/通道而获得了某种潜在的合法性；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想象和定位。 正是建立在对“人”、伦理和“道德化”的知识的质疑与对“智”的明显倚重上，知识体系的内在分化和重组才成为可能。那么，可以重塑“智”甚至重塑“人”的资源从何而来呢？以“复古”激活泱泱大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或许是一种选择：“今天下兢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因而“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夐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2]244然而，即便在如此民族主义意味十足的视野中，也不难触摸到晚清知识者在“今不如昔”的慨叹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对于西学强大的折服与认可。 因而，在更多主张“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看来，当“人”的重塑是如此密切地与救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显然，撼动传统中国根基的“西学”以及“西学”得以产生的知识生产机制更应成为当仁不让的起点：“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3]146而“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2]233因而“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由此，以“五洲各国”的“人才”为参照系，以“学校”、“新闻报馆”和“书籍馆”等新型文化机构为抓手，晚清知识界找到了“人才”重塑的基本方案：以救亡图存为知识转型的主要出发点，以泰西之学在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参照系，将“智”从原先的伦理化范畴中释放出来，同时借鉴泰西之学的产生和运行机制，探寻本国知识转型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