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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朱胜非和吕颐浩均曾在南宋最艰难的建炎、绍兴年间两度为相，主持政务，使南宋政权度过了困境。朱胜非和吕颐浩主张抗金，以吕颐浩的态度更为鲜明。虽然二人为相期间都有凭私人感情好坏而进退官员的倾向，且都排斥抗战派李纲等令人指摘之处，但他们仍不失为宋人所承认的较好的宰相。 关 键 词：南宋宰相 吕颐浩 朱胜非 重要事迹 作者简介：王曾瑜，男，上海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史泠歌，女，河北保定市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铜仁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吕颐浩、朱胜非，南宋初期曾任宰相，除刘云军先生的《吕颐浩年谱》[1]，李华瑞先生的《朱胜非与南宋初期的和战》[2]等，学术界对此二人关注不多，笔者拟在学习和参考刘、李二位先生大作基础上，对吕颐浩、朱胜非的重要活动加以评述。 绍兴十年(1140年)正月，李纲在宋金决战前病死。前宰相张浚致悼诗说：“十相从明主，唯公望最隆。”[3](p. 1755，附录三)到此为止，宋高宗先后任命十名宰相，他们是李纲、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杜充、范宗尹、秦桧、赵鼎和张浚。就其政治表现而论，李纲为一极端，而黄潜善、汪伯彦、杜充和秦桧为另一极端。但十人无疑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即如今人们常称道的士大夫。由此可见，欲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或称士大夫政治，作为古代专制政治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是难以服人的。在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和人治的条件下，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或称士大夫政治必然会出现各种情况，其中最坏者，则是如所谓“明主”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由于士大夫们的政治表现差别极大，若笼统称之为士大夫群体，只怕是不妥。 除了处于极端的五相之外，范宗尹的相业，主要是创议在与金交界地带设镇抚使，数年内即告废置。余下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和张浚四人。赵鼎确在绍兴七年(1137年)再相后，做了三件决定今后政局的大事，一是惑于秦桧的献媚，留用他当执政，最终被秦桧取而代之；二是将行都自建康迁到临安；三是开始对金乞和。[4]张浚因黄潜善举荐，出任殿中中侍御史，而弹劾李纲。前引其悼李纲诗，也多少反映了其追悔之意。朱胜非评论说：“［吕］颐浩练事而粗暴，张浚喜事而踈浅。”[5](p. 921，卷126)《朱子语类》卷一三一说“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是入木三分的。但也决不能说张浚的“大义”就全然“分明”，如做黄潜善的帮凶，弹劾李纲，在符离之败后，张浚一度惊慌失措，“乞遣使议和，又乞致仕”。[6](p. 465，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相形之下，吕颐浩和朱胜非却在南宋政权最困难的时期主政，使之度过了困境；而且他们主张抗金，尤以吕颐浩的态度更为鲜明。“除李纲外，在宋人承认的较好的中兴诸相中，哪一个也说不上比吕颐浩有多少高明之处”[7](p. 60)。曾任参知政事的李邴则在绍兴五年(1135年)上奏称赞“吕颐浩气节高亮，忠勇慨然”[5](p. 1248，卷137)。又如李纲给吕颐浩信，称赞他“秉心克一，经德不回。励忧国爱君之诚，精忠自许；膺出将入相之任，文武兼资”[3](p. 1085，卷114《与吕相公别幅》)。这也不是客套的虚言，吕颐浩在军事上并非外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一、朱、吕两人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和初相 朱胜非在北宋末到南宋建炎初，任权知南京应天府，到济州劝康王即位于本府，随即升任中书舍人、兼权学士院。[2]李纲罢相是由朱胜非起草制词，制词甚至追述到北宋末期，“论人臣之大戒，罪莫重于擅朝；置辅相以仰成，责尤严于误国”。说李纲“同流俗以沽名”，“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至赏罚［失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清议，屡抗执以封还；用［刑有］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第］欲［市］恩于己，靡思［归］怨于君”，“设心谓何，专制如此”，“宜解钧衡之任，俾从祠观之游”。[5](p. 825，卷113)份量很重的谴责，固然是皇帝的旨意，亦反映了朱胜非的政治倾向，及对李纲的排斥态度。朱胜非于翌年升尚书右丞和中书侍郎，成了执政级的高官。在他任执政期间，只是建议皇帝将行在迁至襄阳府[8](p. 176，卷9建炎元年九月己酉)，提出要矫治北宋末的“荫补多滥”，但亦未付诸实施。[9](p. 11316，卷362《朱胜非传》) 吕颐浩在政治上的起家晚于朱胜非。建炎初，他任扬州知州，又自户部侍郎升尚书。 李纲罢相，加之宗泽逝世，使宋廷失去了主心骨。但宋高宗却将“女真日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的形势[9](p. 13366，卷455《马伸传》)，当作自己在扬州行宫及时行乐的机遇，将国事一概诿诸黄潜善和汪伯彦。[5](p. 874，卷119)黄潜善和汪伯彦除了想降金乞和，此外并无任何对策。相形之下，吕颐浩还是忧虑时政的，他于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上“备御十策”，认为金军在明年“二、三月间，不寇淮甸，则秋冬之间，南牧必矣”。[10](p. 1235，卷90《经国·吕颐浩奏》)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金人突袭扬州，宋高宗逃到江南镇江府，小朝廷人心惶惶。当时唯有吕颐浩在危难之中尚保持镇定，他叩奏皇帝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8](第1册p. 303，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宋高宗逃往杭州，而留吕颐浩充江、浙制置使，同签书枢密院事，以执政的身份扼守大江。吕颐浩临危受命，督刘光世军渡江，与金军对垒。在金军撤退后，收拾残局。吕颐浩临大难而有胆勇，不逃避畏缩，是当时朝廷士大夫中足可称道者。 宋高宗逃难后，黄潜善和汪伯彦声名狼藉，不得不罢相。三月，朱胜非以次递补右相，就猝然遇上了苗刘之变，因外有文臣吕颐浩和张浚，武臣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武力进逼，内有朱胜非与苗傅、刘正彦的巧妙周旋，苗刘兵变平定。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中，朱胜非确是尽心竭力地保全了赵官家。《中兴遗史》称朱胜非“之性缓而不迫，虽柔懦而安审，故能委曲调护二贼，使不得肆为悖乱”。[11](p. 933，卷14)朱胜非不像吕颐浩那样知兵，但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了沉稳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政变结束后，朱胜非及时请求引退[5](p. 921，卷126)，表明他深通专制政治的三昧。朱胜非罢相后，御史中丞张守果然弹劾“胜非不能思患豫防，致贼猖獗”，宋高宗也降诏，说“朱胜非、颜岐、张澂、路允迪当轴处中，荷国重任而不能身卫社稷，式遏凶邪。……今二凶既诛，典刑斯正。胜非之徒，盍议其罚”。朱胜非“自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8](第1册，p. 390，卷25建炎三年七月甲申)，而蒙受实为冤枉的处分。 朱胜非罢相，吕颐浩接替其拜右相。当时南宋国势确实处于最危困的时期，宋廷先后派遣洪皓、崔纵、杜时亮、张邵、孙悟等五批使节，以宋高宗的名义祈哀乞和。[12]吕颐浩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是金军必然发动的秋冬攻势。他说：“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宋高宗说：“朕左右岂可无宰相。”[8](第1册，p. 407，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子) 吕颐浩余下的对策，则是举荐统兵防御的人选。他主要举荐了两人，东京留守杜充，给事中周望。周望以签书枢密院事的执政官身份，出任两浙宣抚使，“总兵守平江府”。[8](第1册，pp. 368，427，卷22建炎三年四月癸亥，卷28建炎三年九月癸丑) 杜充自命不凡，而又色厉内荏，他主动放弃开封城而南逃。[13](《〈宋史〉与〈金史〉杂考》一八，《〈杜充传〉一段记事的辨误》)但在军情渐趋紧张的时刻，宋高宗和吕颐浩根本未曾考虑过要追究他弃地与敌的罪责，反而将他视为救星，“宣武军节度使、东京留守杜充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副使”，“仍命充总兵防淮”。[8](第1册，p. 397，卷25建炎三年七月壬寅)杜充还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装病不起。最后，宋高宗拜他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驻建康府负责江防。 史实表明，此为吕颐浩的重大失策。待两路金军先后突破江防，杜充战败的消息传来，吕颐浩只能建议宋高宗航海逃避，并得到批准。宋高宗君臣自明州入海南逃，在金军的锋刃和大海的鱼腹之间冒险，犯死求生，艰险备尝。[14](p. 31，卷上《高宗南幸执政登舟朝谒》，同见《老学庵笔记》卷2)吕颐浩当时的心境也十分苦闷，船队到达台州章安镇，他与其他大臣“常郁郁不乐，游宴六鳌峰，以消忧感”[5](p. 987，卷136《中兴遗史》)。但正如吕颐浩在航海前所预测：“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8](第1册，p. 445，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金将完颜兀兀术(宗弼)的大军遭遇各种袭击和困难，最终只能退兵。 建炎四年(1130年)，韩世忠部的黄天荡之战与岳飞军的复建康府之役，是最终迫使金军退出江南的两次关键性战役。当韩世忠部传来屡败金军的消息，吕颐浩为之振奋，“闻敌穷蹙，乃请上幸浙西，且下诏亲征”[8](第1册，p. 484，卷32建炎四年四月癸未)，但御史中丞赵鼎却力持异议，并弹劾吕颐浩，吕颐浩遂因此于五月罢相。其罢相制词中枚举其过失，也强调“请浙右之行，则力违于众议”[11](p. 947，卷14)。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骁勇敢战的岳飞兵力不足，而拥有重兵的庸将张俊畏敌怯战，故吕颐浩力主皇帝亲征督军，以求聚歼金军。此次争议和罢相，也多少反映了宋高宗、赵鼎等与他的政见不同。宋高宗根本不可能同意所谓亲征的计划。赵鼎后来从主守滑向主和，亦非偶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