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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朱再相 1.吕朱与秦桧的政争 吕颐浩罢相仅一年有余，到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复相。在他再相前，参知政事秦桧正好设法排挤了曾一力援引他的宰相范宗尹。他当然在实际上反对吕颐浩任相。有些士大夫也向宋高宗进言，认为吕颐浩不适合为宰相。宋高宗先命秦桧为右相，迟疑了若干时日，还是下决心重新起用吕颐浩为左相。 吕秦两人在对金政策上已有明显的分歧。秦桧提出所谓“二策”，虽隐晦曲折，而宋高宗将它归结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8](第1册p. 765，卷57绍兴二年八月甲寅)。当时南宋军队主要由北方健儿编组而成，若将流寓南方的北方人“遣官纠率起发”，只能意味着抗金军力的削弱。北人归北，加之对北方士大夫“一时从权卫身之计”表示理解，其实就是驱迫或同意北方人“从夷”，强调皇帝“亦无贪功之念”，自然是表示无意收复失地。宋高宗亦非白痴，故他收取这份文字后，“不曾降出”。[15](p. 1480，卷20《鄂王传》) 吕颐浩则在当年十一月上奏说：“伏愿陛下发中兴之诚心，行中兴之实事，要当先定驻跸之地，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然后乘大暑之际，遣精锐之兵”，“乘两路(河北与河东)余民心怀我宋，未泯之时，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残破。”“臣在西、北二边，出入行阵二十余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军中，顿觉筋力衰惫，非复昔时之强壮也。日望陛下赐骸骨而归，所幸未填沟壑之前，一见中兴之业尔，乞赐睿察。”[5](pp. 1400～1401，卷194，《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历代名臣奏议》卷90《经国·吕颐浩奏》，《忠穆集》卷5《论乞定驻跸之地状》，《景定建康志》卷48吕颐浩传。此处引文以诸书杂校。) 吕颐浩抗金态度之决绝，不必再加分析，实际上，此奏也是针对他建炎四年罢相时，赵鼎等人之异议，使自己的抗金主张“沮抑不得行”而发。但当时秦桧的降金乞和方针尚是藏头露尾，至少在吕秦并相时，双方对金政策的重大分歧，尚不是十分明显。 秦桧利用吕颐浩处事粗暴、胸襟不宽等弱点，知其“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8](第1册，p. 714，卷53绍兴二年四月癸未)。当吕颐浩再相后，儒学家胡安国曾修书一封，希望他“进退贤否，赏罚功罪，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雠为戒”[8](第1册，p. 694，卷51绍兴元年二月辛巳)。为了排挤吕颐浩，秦桧嗾使其党羽向宋高宗建议二相分工，宋高宗接受此议，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四月，亲自宣谕说：“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吕颐浩遂离开行朝，外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8](第1册pp. 712，716，卷53绍兴二年四月乙卯、戊子)。秦桧利用吕颐浩外出之机，又另设叠床架屋的修政局。 当吕颐浩发觉秦桧的意图后，就设法反击。七月，他自镇江府还行朝，就向宋高宗举荐朱胜非出任同都督。“颐浩荐胜非，盖倾秦桧也”[8](第1册，p. 753，卷56绍兴二年七月辛巳)，“乃引胜非为助”。[9](p. 11323，卷362《吕颐浩传》)给事中胡安国行封驳之权，予以奏罢。宋高宗又发表朱胜非任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回行朝供职。吕颐浩也使用霸道，在制度上绕开了胡安国。胡安国为此大怒，宁愿“卧家不出”[9](p. 12914，卷435《胡安国传》)，以示抗议。他反对朱胜非，这本是个人的政见，却又与秦桧的意图合拍。围绕着胡安国的罢免问题，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宋高宗“不报”。[8](第1册，p. 763，卷57绍兴二年八月戊申)八月，秦桧在黄龟年弹劾后罢相。九月，朱胜非复任右相。 吕颐浩和秦桧的政争，确实存在着两人战与和的政见分歧，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在殿中侍御史黄龟年的弹劾奏中，说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甚至将秦桧比为汉代的王莽和董卓[8](第1册，p. 764，卷57绍兴二年八月甲寅)，确是击中了秦桧的本质和要害。但被视为秦桧一党，而遭罢黜的官员之中，固然有杨愿、王、王昞、林待聘等党羽，但也有如张焘、程瑀、吴表臣、胡世将等人，他们后来不同程度上反对秦桧的降金政策。但吕颐浩将秦桧赶下台，无疑是其德政。 2.吕朱的对金政策和稳定内部 吕颐浩第二次任相从绍兴元年九月到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正好两整年。朱胜非第二次任相自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到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也是两整年。两人都主张对金和伪齐用兵。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谓人事天时，今皆可为”[8](第1册p. 791，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朱胜非“自再相，首建议遣诸大帅分屯于淮南等路，各据要害，以经略淮北、荆襄”[5](p. 1533，卷213《朱胜非行状》)，即设置大军区，用以取代镇抚使的小军区，实际上是纠正范宗尹的设镇抚使方案，这当然是比范宗尹高明的军事方案和部署。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宋高宗本人的态度。在秦桧罢相前十日，王伦带来金朝“丞相”、都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致宋高宗信，信中金朝第一次宣布放弃了灭宋的打算。[5](p. 1173，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宋高宗自然喜出望外，而左相吕颐浩也赞同“再遣使人，以骄其志”。宋廷决定，命潘致尧和高公绘出使，宋高宗还特命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赠送伪齐刘豫之子刘麟。[5](p. 1581，卷220《中兴遗史》引秦桧奏)向伪齐皇子致信通问，自然完全有损于宋朝的国格，但既有皇帝旨意，吕颐浩也不能违命。数日之后，吕颐浩向皇帝口奏：“闻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金人与夏国颇睽，可令(张)浚常通问夏国。”宋高宗当即发问：“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8](第1册，p. 769，卷58绍兴二年九月丙寅)这表明尽管君相都同意遣使，但宋高宗是求和心切，唯恐和议失败，而吕颐浩则仍汲汲于设法收复失地，认为遣使不过是辅助性的策略。 绍兴三年五月，潘致尧等回朝，并将刘豫退回的礼品一并带回，说“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5](p. 1123，卷155)。后吕颐浩回忆说：“绍兴三年春，臣［与朱胜非、孟庾等］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尧、高公绘自粘罕处奉使回，恐害和议，其事中辍。”[5](p. 1272，卷176)所谓“恐害和议，其事中辍”，无非是宋高宗本人的主意。《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五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朱胜非的意见。朱胜非“上陈五说，谓贼当击”，一者，“今当遣兵渡淮，取彼蓄积，辇以实边圉”；二者，应乘“年穀大稔”之机，捣毁格局山寨的“逆贼”，“自河以南，必大振扰，则淮北反危，江南自安”；三者，应先破刘豫兵，“去其一助”。[5](pp. 1121～1122)其第四、第五两说在此不备录，亦可见当时两人“定计北伐”的某些具体理由和细节。但吕颐浩、朱胜非与李纲不同，他们尽管主战，却服从皇帝，与金朝谈判，虽然当时并无任何成效，却成为后来成就屈辱和议的嚆矢。 吕颐浩说：“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8](第1册，p. 647，卷47绍兴元年九月丙辰)李纲完全赞成此议，绍兴二年(1132年)，他在给吕颐浩信中说，“内寇既除，方图外患”，“伏蒙垂谕，伪齐有不可讨之理，不万全不可轻举”。[3](pp. 1090～1091，卷115《与吕相公第一书》)说明两人既主张积极抗金，又反对轻率用兵的冒险主义。吕颐浩和朱胜非从认为对伪齐也“不可轻举”，到主张进兵，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尽管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宋廷本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在绍兴二年和三年间，基本解决了各地的大股盗匪，稳定了南方的统治，唯有杨幺军晚至绍兴五年(1135年)，方被瓦解。 3.朱胜非支持岳飞北伐 绍兴二年冬，南宋初次对伪齐反攻，先胜后败。绍兴三年，因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大江防线形成巨大缺口。伪齐刘豫不断派遣使者，联络在洞庭湖割据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岳飞为此屡次上奏请缨。朱胜非亦认为襄阳战略位置重要，“今陷于寇，所当先取”。新任参知政事赵鼎建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朱胜非支持此议，但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却独持异议，反对委派岳飞出兵。[8](第2册，p. 61，卷75绍兴四年四月庚子)朱胜非支持岳飞北伐，终于获得成功，此次战役是南宋头一次收复了大片失地。 在岳飞出师前，“宰臣朱胜非使人谕之，以饮至日建节旄”[15](p. 790，卷9《遗事》)，以为激励。岳飞“既班师，授飞节旄，及诸将授赏有差，如初约也。朝廷欲行献捷之礼，(朱)胜非谓本吾家堂奥。不足言，俟中原尽复，大驾还汴，乃可”。[5](p. 1163，p. 1533，卷161、卷213《朱胜非行状》)宋高宗早在登基之初，已与黄潜善、汪伯彦定下建国的规模，与金朝“画河为界”[5](p. 791，卷108《宗泽奏》)，此后，不论他嘴上如何说，实际上根本没有放弃过。然而朱胜非所主张的立国规模确与皇帝有异。 4.吕朱相业的缺点 南宋初的宰相，即使像李纲那样真正慷慨许国，而又深谋远虑的相才，也遭到不少不公正、不应有的毁谤；对于吕颐浩和朱胜非也有不少指责，而某些指责确实说破了他们相业的缺点。 南宋初年，大部分地区经金军、宋军和盗匪的杀掠，破坏严重，加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朱胜非任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时，曾上奏说：“土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以至为寇。”[5](p. 1069，卷147，《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然而“时军用不足，(吕)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9](p. 11324，卷362《吕颐浩传》)他们明知加重赋的危害，却仍创立月桩钱的重赋，而新增的重赋也必然有相当比例入贪官污吏之囊。 吕颐浩和朱胜非心胸褊狭，都有凭私人感情好坏而进退官员的倾向。两人都排斥李纲。吕颐浩说：“纲之为党，与蔡京一体。”[11](p. 977，卷15)又说：“臣等与纲素无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误国，但志大才踈耳。”[8](第1册，p. 406，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朱胜非起草李纲罢相责词，已如前述。名儒胡寅论奏朱胜非，说他“不恤国事”，以私憾罢免李纲。[10](p. 2394，卷182《去邪·胡寅奏》)朱胜非所撰的《秀水闲居录》，也专门攻击李纲，将在后面论述。 李光亦为有闻望的干才[9](p. 11340，卷363《李光传》)，但吕颐浩“因言光与其侪类结成党与，牢不可破”，“上以为然”，于是“端明殿学士、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职，提举台州崇道观”。[8](第1册，p. 775，卷58绍兴二年九月丙戌) 胡寅论奏朱胜非说：“吕颐浩既为胜非斥逐贤才，开其入相之路，胜非即以黄唐传掌琐闼，黄龟年司制命，刘棐为谏官，王详为左史，汲引亲党虞沄、陈桷辈，分据要津。其人皆凡下，不为时议所与。”“盖胜非外宽内忌，阳为敦厚长者之状”，“至于非义之事，人所不敢为者，则肆意行之”。[10](p. 2394，卷182《去邪·胡寅奏》)胡寅还论奏朱胜非对李擢、黄潜厚、陈蔼、张铢、刘式、韩京、李大有、张颜术、郭千里、卢宗训、吕延嗣、张毂等人“除授不公，变乱法制”之事。[10](pp. 2395～2396，卷182《去邪·胡寅奏》)胡寅所论朱胜非“除授不公”，相当部分是事实，但胡寅在吕颐浩、朱胜非与秦桧的政争中，站在秦桧一边，如论黄龟年、刘棐等，不无过当，他们奏劾秦桧之举，理应肯定。由此可见，对朱胜非“除授不公”的指责，也须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