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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史学在趋新求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政治史则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寻求复兴的过程。虽然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明显衰落，但政治作为一个观察和理解过去的维度，却渗透到了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放弃捍卫和振兴其领域的努力。他们重新界定政治和政治史，扩大政治史的边界，更新研究范式，重建学科自主性，力求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形成某种“新”政治史。 关 键 词：美国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重新界定 研究范式更新 学科自主性 “新”政治史 作者简介：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①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②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③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④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⑤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⑥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⑦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⑧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⑨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⑩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五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适合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六七十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 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 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的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不足为怪。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 politics 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 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政治史家)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例说，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大力贬抑政治史。 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