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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菲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12)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113)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114)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115) 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116)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117)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118)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119)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120)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21) 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22)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3) 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nucleus)。(124)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25)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126)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27)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说，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28)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决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是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29)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30) 当然，美国政治史家强调政治史的自主性，所针对的只是那种把政治单纯视为社会和经济的“反映”或“附属”的观点，并不是要把政治从复杂的人类生活网络中剥离出来，也不是要切断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用美国一位劳工史专家的话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力量”作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131)这种“社会实际”决定了政治史不可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政治史确实需要维持自身的特性和身份，但是依靠狭隘地定义政治来维护政治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世界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关于政治的知识也今非昔比，政治史家不再可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再可能把政治视为完全自足的过程，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学科的自主性，继续和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保持沟通，相互合作和取法。 实际上，多数美国政治史家仍在努力开放政治史的门户，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养分，壮大自身，也力图为其他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像法国的弗朗索瓦·孚雷那样，轻率地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132)而是极力淡化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分歧。如肖恩·威伦茨所说，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对立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简单而截然地把两者分开，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133)从近期的美国政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痕迹，但这并无损于政治史自身的特性。美国政治史家尤其重视继续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习。以往，政治史家虽然关注民众，但他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民众，而只是民众领袖；真正把无名无姓者置于历史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史，是社会史启发和引导着政治史家去关注普通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与他们生活的联系。照这样说来，政治史家没有理由抱怨社会史家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而应对他们提供的激励和启发心怀谢忱。(134) 另外，族裔史、妇女史和底层研究在美国史学界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整合到政治史之中，并非没有理念和方法上的困难。以妇女史为例，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政治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既以妇女和性别为中心，又把妇女和性别置于美国政治史的核心叙事中，这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式；政治史家和妇女史家要相互沟通，不仅要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还要把各自的问题置于对方的学术史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135)劳工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戴维·蒙哥马利在在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史的研究状况时说，北美劳工史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意义的结构和权力的结构”；前者涉及工人对其工作和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在19世纪的劳工史中占突出地位)，后者则涵盖对工作场所和社区生活的控制问题(这是20世纪劳工史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136)这就牵涉到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问题。可以说，在处理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族裔史的题材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取向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而必须视需要综合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度探讨来推进研究工作。 在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身份的问题上，E. P. 汤普森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于教益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处理的是劳工史这种经典的政治史题材，集中讨论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考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他在多处采用社会史的视野，讨论工人的构成、工作、工资和生活状况；又借助文化史的方法，聚焦于思想意识、心理习惯、宗教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意义；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许许多多激进人物和工人团体的故事。他虽然自称是“社会史家”，但并未以领域自限，以身份自缚，以门派自居，而是开放胸襟，博采旁收，具有真正的大家气象。于是，他的这本书既是政治史的经典，也是社会史的范本，现在又成了新文化史的先声。(1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