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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济形象 除实现政治“统一”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在发展农业经济及推动远古农业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首先，黄帝非常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击败蚩尤与炎帝，做了各种准备，其中就包括发展农业经济，即“艺五种”。(19)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裴驷集解引郑玄：“五种，黍、稷、菽、麦、稻也。”(20)司马迁并没有把种植五谷的发明权归在黄帝名下，但无疑肯定黄帝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按《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记此段文字，原文为：“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21)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前者为“设五量”，后者为“艺五种”。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汉书·律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度，计量也。”(22)因此，“设五量”应主要与商业活动相关。两种文献比较，说明《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作者似乎更关注黄帝时期的商业发展，而司马迁创作《史记·五帝本纪》则更强调黄帝时期的农业发展。 其次，推动历法进步。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法知识的进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时播百谷草木”，(23)张守节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24)能够做到顺四时之宜，必然是以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为前提。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天文学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25)等，历来注家解释不一，但都应与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有关。 第三，发展养殖业。农业社会，家畜养殖是最重要的经济补充之一，黄帝的事迹中也包括发展养殖业。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淳化鸟兽虫蛾”。(26)司马贞索隐：“言淳化广被及之”，并没有解释何为“淳化”。按《说文》云：“淳，渌也。”(27)“渌”，《说文》又作“漉”，“漉，浚也。”(2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浚，抒也”。云：“挹也，取诸水中也。《春秋经》‘浚洙’，《孟子》‘使浚井’，《左传》‘浚我以生’，义皆同。”(29)是浚有疏浚、疏通之义，引申则有治理之义。化，《说文》云：“教行也”。(30)因此，所谓“淳化鸟兽虫蛾”，显然不能是道德感化，而应是管理、驯养各种“鸟兽虫蛾”，即发展家畜养殖业。张守节正义释“虫蛾”云：“(蛾)又音豸……《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按《史记·五帝本纪》云：“嫘祖为黄帝正妃”。(31)嫘祖，又作雷祖、螺祖、儽祖等。罗泌《路史》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32)是《史记·五帝本纪》“虫蛾”之说，或与儽祖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有关。 第四，奠定农业经济的优良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保持良好和谐的互动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够“节用水火材物”，(33)张守节正义云：“节，时节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34)这说明黄帝已经在历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环境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上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在农业科技方面所做贡献。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形象是由远古时期中华文明数千年农业科技的进步史实共同塑造的。 中国是世界栽培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1.2万年前后，原始栽培农业在我国的南北地区同时出现。(35)随着栽培农业的进步，家畜养殖也很快发展起来，在众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迹中，即发现有华夏先民驯养猪、犬、羊、鸡、牛、马等家畜的证据。传世文献对此也有不少记载。如周人始祖弃，史载其“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号曰后稷”，(36)对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37)杜预注：“烈山氏，神农世诸侯。”这说明为发展农业做出贡献的并不只周人祖先弃。另外，黄帝之前的神农氏，既号“神农”，也一定与发展农业有关。驯养家畜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世本·作篇》云：“胲作服牛”。宋衷注：“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作篇》又云：“相土作乘马”，(38)宋衷注亦以为黄帝时人，但据王国维考证应皆为商人祖先。(39)《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艺五种”、“淳化鸟兽虫蛾”的形象塑造，其知识来源正是我国早期栽培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 制历科技的进步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40)根据候鸟的行踪判断季节，应是人类制定的最早历法之一物候历。《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41)以观察大火星(心宿二)的运行判断季节的更迭，古称“火历”，相对于物候历而言，在精确度上已经有很大进步。由于“大火”星的观测比较简易，因此在先秦时期，“火历”可能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判断季节的基本技能。《诗·豳风·七月》即已出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42)之习语，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发展，最终导致太阳历的出现，即通过观测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长来确定一年的长度，并判断季节的更迭。《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期曾令羲和四兄弟通过观测日至制定太阳历：“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伪孔传：“永，长也，谓夏至之日。”(43)“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伪孔传：“日短，冬至之日。”(44)帝尧时期是否已经能够制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45)的太阳历，学术界一直有争论。2003年，山西襄汾陶寺距今约4000年遗址中发现了“最早观象台兼祭祀台遗址，它是由观测点、夯土柱和柱间狭缝组成，用于观测日出方位变化，确定回归年长度来制订历法。”(46)可以证明帝尧时期人们已基本掌握了通过观测太阳运行来制定太阳历的技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迎日推策”及“旁罗日月星辰”等，反映的正是我国远古时期历法科技进步的史实。 先秦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很早即认识到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并根据这一认识发展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济模式。《国语·鲁语上》： 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  ，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 ，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47)《五帝本纪》中黄帝“节用水火材物”的形象，正是由这种和谐共生的经济模式所塑造的。 上述文献所载及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畜牧业、制历科技等发展史实，正是司马迁确立黄帝农业科技形象的知识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