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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神巫形象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是位具有神巫色彩的人物。首先，黄帝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神异能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初生，即有异于普通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48)裴骃集解：“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49)此外，黄帝深通阴阳五行及占卜之事，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50)张守节正义：“幽，阴；明，阳也。占，数也。言阴阳五行，黄帝占数而知之。”(51) 其次，黄帝统一天下的军事活动，多有神异“故事”。《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52)所谓“治五气”，裴骃集解引王肃注：“五行之气”。司马贞索隐进一步解释说：“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53)气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同时也构成了巫术交感影响的基本依据，通过对气施加影响，从而对某一事物作法施术，是中国古代巫术的重要方式。(54)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说明黄帝在发展政治势力、积极备战的过程中，曾使用巫术。除此之外，黄帝还“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5)前人注释或以为是驯兽作战，但实际可能性并不大。张守节正义以为是对士卒的命名：“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56)此说虽然合理，但对其意义的解释还不够完整。实际上，所谓“教熊羆貔貅貙虎”，即训练士卒模仿猛兽的行为，或者还要穿上用这些猛兽兽皮制成的“戎服”，通过巫术的“交感”来获得这些猛兽的勇力。这种“威敌”，不仅仅只是命名，在上古社会，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第三，黄帝的神巫形象，在制度建设方面亦多有表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57)此段记载亦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58)说明是相承已久的远古传说。裴骃集解引应劭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59)《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时，曾“获宝鼎”。(60)鼎在上古三代的政治语言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61)张光直先生指出：“商周的青铜礼器是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而使用它们的是巫觋。”(62)因此，《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获宝鼎，描述的也是黄帝形象中的神巫特征。此外，黄帝巩固政权的政治举措中，还包括大规模的封禅典礼：“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63)这是通过早期宗教巫术活动确认并巩固宗主(或盟主)对于天下万国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加强诸侯之间的联系。 第四，黄帝的农业科技举措，也和巫术及早期宗教密切相关。如制定历法，《史记·五帝本纪》载为“迎日推策”，即除了观测天象，进行推算之外，还应包括对太阳举行一定的巫术仪式。《尧典》载羲和观测太阳，制定历法，就有“寅宾出日”、(64)“寅饯纳日”(65)等活动，伪孔传：“寅，敬。宾，导。……东方之官敬导出日”，“饯，送也，日出言导，日入言送，因事之宜。”(66)这是因为，远古时期人们虽然掌握了不少科技知识，但却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因而使这些科技活动往往披着宗教巫术的外衣。 宗教神权是早期国家权力赖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重要力量。人类学家弗雷泽在研究多个地区早期文明基本特征时曾指出：“在世界很多地区，国王是古代巫师或巫医一脉相承的继承人。”(67)早期宗教神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处于发轫阶段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拥有者披着神权的外衣，可以恃神权发号令；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早期宗教的实践者——巫师集团，同时也是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播者。知识——通常是在早期宗教外衣包裹下的知识——的垄断构成了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权力垄断的实际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史记·五帝本纪》针对黄帝神巫形象的塑造，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是，这些具体的史实却不一定都真实地发生在黄帝身上。由于年代久远，而早期史家一般仅注意政治、军事历史，因此今天很难一一确指《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神巫形象的史实来源。但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仍能发现司马迁所创造的黄帝神巫形象，实际也是不同时期历史的叠加。 例如，黄帝获宝鼎。据考古发现，夏代的鼎都还比较罕见，规格也很小，不足以承担沟通天人的神圣意义。青铜鼎的制作在商周时期才充分发展起来，周代各种礼事活动中，以鼎为中心发展出所谓的列鼎制度，说明鼎在宗教神事活动中已经居于中心地位。《史记·五帝本纪》强调鼎在黄帝神权中的符号意义，显然是以商周以来的史实为根据的。 又如，黄帝封禅。据各种史料记载，司马迁之前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只有秦始皇与汉武帝。有关封禅之礼的各种说法，大多出自战国儒生和方士，而他们也都是“议各乖异”，(68)《管子》中有《封禅篇》，今已佚，而《管子》是战国时期及以后作品。孔子居于鲁，紧临泰山，未尝对弟子言及封禅。《左传》中也从未记载封禅一事。说明封禅当是战国所造之说，而至秦汉才真正实行。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封禅一说，应是杂糅秦汉事实及战国儒生、方士之说而塑造出来的。不过，封禅之事虽然晚起，但祭山活动很早就已出现。据《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69)春秋晚期，季氏旅祭泰山，僭越诸侯之礼，引起孔子的不满。(70)从这个角度看，黄帝封禅，或又可在更古老的名山崇拜中寻找到知识来源。 以上分别从政治、经济及早期宗教三个方面分析了《史记·五帝本纪》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及其史实来源。就具体的人物考证而言，《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记载”，大多难以信据；但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角度看，所述又往往言之有据。不难看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其实是一个文化符号的存在，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些早期成就，经由司马迁所塑造的黄帝形象而获得强化性叙述，最终又在后人的不断叙述过程中发展成一种文化传统，其中如追求统一的政治模式，强调与生态保持平衡和谐的经济模式，政权垄断神权的宗教模式，等等，对中华文明其后数千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透过《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突出地感受到史家在“重建”人类过去的活动中所拥有的支配能力。这种针对过去的“支配”性重建，借用福柯的论述，实际正是在追求“连续的话语”的过程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71)历史知识因而损失了宝贵的有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反对传统史学那种通过文献重建过去的种种努力，主张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使文献本身“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72)从而获得有效的历史知识。本文通过《五帝本纪》分析黄帝形象的塑造，也是这种为追求历史知识的有效性而做的一次小小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