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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美国史学界,美国内战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研究成果至为丰富。但是,对于战争中的“死亡”问题,人们却鲜有关注,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近作《受难之邦;死亡与美国内战》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的目的是从“死亡”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内战的意义和含义。该书从“死亡”的物理表现、人性心理、文化内涵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个人和国家”间的关系如何在战争中经历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思考“战争与人性”、“宗教和世俗”等问题,提升内战研究的人文情怀。在新文化史风靡学界的时代,史家通过新题材写出新文章并不罕见,但从“死亡”这个冷僻的角度,研究内战这个饱和的领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不多见,反映了美国内战史学的新水准和趋向。 关键词：德鲁·福斯特; 美国内战; 死亡; 死亡文化; 想象共同体 作者简介：邵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内战史是美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诞生于内战末期,发展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先后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前,受传统学派、进步主义学派、修正学派、新左派等史学潮流的影响,内战史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此时的内战史研究侧重政治史和军事史,注重对内战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分析,热衷于内战起因和战场战术的讨论等。进入70年代后,史学的风向发生了转变,新社会史和文化史逐渐兴起,原先被忽视的底层阶级和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等问题日益得到重视。[1]记忆、图形、感知等过去被轻视的题材渐受青睐,照片、绘画、歌谣等原先不为认可的资料也始得垂爱。在此背景下,“死亡”以及因“死亡”引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乃至相关的“历史记忆”开始引起内战史研究者们的眷顾。近几年来,接连有数本讨论内战死亡的专著问世,[2]而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教授的《受难之邦;死亡和美国内战》[3]在其中影响最为重大。 一、结构与主旨 福斯特通过该书旨在阐明,内战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死亡”（death）,还颠覆了战前的“死亡”文化,引发了美国人精神上的焦虑和信仰上的危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修正了原有的信仰,改变了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新的认识,建立起新的美利坚民族观。全书虽以“死亡”为话题,但核心是“人”,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性”为归宿。在她看来,如何对待“死亡”和“死者”,便是如何对待“生命”和“生者”以及如何对待“人”。人在“死亡”面前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充满了选择。所以,福斯特把全书的各章标题都设成动名词,强调人在面对“死亡”时的主动性。除去前言,《受难之邦》由八个章节和一个结语部分构成,分别为“临终”（Dying）、“杀戮”（Killing）、“埋葬”（Burying）、“定名”（Naming）、“接受”（Realizing）、“信仰和怀疑”（Believing and Doubting）、“解释”（Accounting）、“统计”（Numbering）、“幸存”（Surviving）。全书的架构以“死”（即“临终”）开篇,由“生”（即“幸存”）结尾,点出“死亡之业”（the work of death）的缘起和结果,而书的中间部分则重在说明美国人在内战中如何肩负和应对“死亡之业”,从而使美国最终得以“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在这些章节中,福斯特从“死亡”的物理表现、人性心理、文化内涵三个角度出发,力图回答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传统的“死亡”文化是什么?内战对该文化带来了哪些挑战?美国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起到哪些效果,带来哪些影响?福斯特认为,战前的“死亡”观念以“善终”（Good Death）为核心,强调人在临终时,若能在亲人陪同中安然逝去,死后可入天堂得永生,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和家族性质。这套观念涉及“死亡”的各个环节,包括“死亡”的原因、地点、方式、过程以及对死者的处理等,并成为一套文化。 该文化包含了一系列的规训和仪式,以“死亡”是否具有意义为核心,以死者有无“善终”为标准,其实际的承载者与维系者是个人和家庭。但内战触动了该文化,其引发的大量“死亡”,不但动摇了原先的“善终”标准,还挑战了个人和家庭继续维系这种文化的能力,引发了全社会的信仰危机。 这种危机使当时的美国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心生焦虑,对战争的意义以及国家的职责心存质疑。这就使“死亡”超出了死亡本身,成为一项“业”（work）,即“死亡之业”。“死亡之业”的任务是确保死者得到“善终”,让“死亡”获得意义。 在福斯特看来,内战对战前的“死亡”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第一项挑战是内战改变了士兵的“死亡”地点和过程,切断了死者与亲人间的联系,让身死战场的士兵在临终之际无法和身处后方的家属进行直接的交流。面对这一挑战,战友、牧师、军医、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传统“善终”观念中的各项要素,努力为生者与死者搭建沟通的桥梁。对于临终者,士兵和医护人员等往往扮演成亲属的角色,让死者平静地离去。而对于死者家属,士兵和医护人员等又时常通过家书的方式,告知家属关于死者临终时的遗言和情状,从而使其亲人确信死者得到“善终”。事实上,为了宽慰死者家人,这些家书往往都按“善终”的标准写就。在这些书信中,骁勇善战、为国捐躯日益成为评价死者是否“善终”的理由和标准,这在非基督徒中尤为明显。这就使死者的生命价值和“死亡”意义与国家发生紧密联系,并出现国家的宗教化和信仰的世俗化。依作者之见,这是内战给传统“死亡”文化带来的最初变化,也是战时“死亡之业”的起点。 内战对战前“死亡”文化带来的第二项挑战是内战改变了士兵的“死亡”原因和方式,扭曲了人性,贬损了生命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中,无端杀戮是被禁止的,但“正义之战”不在此列。所以,士兵们在战争中既要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克服宗教和情感的束缚,以便适应新的战争技术和战术,同时又要尽量抑制杀戮,以免完全偏离原有的观念和文化而违背人性。因此,各种理由和解释应运而生。比如南方人认为自己是抵御侵略,为正义而战;北方人则认为自己为捍卫国家统一而战,亦是正义之战。随着1862年林肯的《（废奴）预告宣言》（Preliminary Proclamation）的颁布,北方人认为自己乃是为废除罪恶的奴隶制而战,符合教义上的正义原则。然而,内战所造成的大量“死亡”,还是突破了士兵们（尤其是白人士兵）的心理承受,令他们在精神上不断面临传统“善终”观念的拷问。杀戮使人惨死,过度的杀戮使人冤死。这种“死亡”令死者或悄无声息,或痛苦屈辱地死去;让家属终日处于忧虑、绝望之中。这使原有的“死亡”传统和“善终”观念更加岌岌可危。 战前“死亡”文化在内战中面临的第三项挑战是如何处理内战带来的大量遗体,维持“死亡”观念中关于“安葬”等善后环节。内战时,士兵一般希望自己死后的遗体能运回故里安葬,而许多州政府起初也愿意,并且有能力运送死难士兵的遗体。然而随着伤亡急剧攀升,原有的设施技术、后勤系统不堪重负,早期的这种做法难以持续。此时,一些中介机构便应运而生,它们协助家属记录、入殓、防腐、运送死者,从而帮助个人和家庭维系原有的“死亡”传统。但这些组织大多要收取费用,这让死者或因家境不同而在死后待遇迥异。这种差异和商业化,令许多死者家属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将死者商品化,是对死者“死亡”意义的侮辱。另外,对于大量普通家庭来说,运回亲人遗体,使其“善终”,所费甚大,难以承受。人们为此呼吁、抗议,最终迫使联邦政府介入,承担起了料理死者尸体的各项职责。 1862年,国会授权总统购地筑墓,用以安置为国捐躯的联邦士兵,但并未拨出专款。战争过程中,共有五个风格迥异的国家公墓被修建起来。其中查塔努加（Chattanooga）、斯通斯河（Stones River）、诺克斯维尔（Knoxville）三地的公墓是由联邦将领出资建造,而安提塔姆（Antietam）和葛底斯堡（Gettysburg）两地的公墓则由北部一些州来修建。战后,由于许多心怀怨气的南方人不断破坏北部士兵的坟墓,国会最终决定由联邦政府来大规模承建公墓,重葬那些阵亡的联邦士兵。到1871年,联邦共耗资400万美元建造了74座国家公墓。福斯特认为,这些公墓让“死亡”的责任和意义由家庭转到国家,改变了“善终”的内涵,褪去了“死亡”文化的宗教色彩,让国家开始神圣化。此时,公墓不仅是安置死者的坟茔,更是生者祭奠这些为国殒命者的圣地。 公墓将阵亡者的墓碑按纵横排列、井然有序,再现了他们生前的阵容,将历史记忆定格,向后世述说战争的代价。当生者面对这些墓碑缅怀悼念时,他们的个体记忆被源源不断地汇集起来,在社会的心理上凝聚成共同的苦难经历,产生了想象共同体。但由于联邦的重葬工作和纪念活动只针对北方阵亡者,迫使南方人自发组织起来,安葬、纪念南方罹难将士,形成自己独有的战争记忆和想象共同体,对抗北方的历史记忆和统治。不过,福斯特认为,内战中的共同“死亡”经历使南北双方的历史记忆和想象共同体最终在19世纪末走向融合,重塑了美国和美利坚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