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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贡献与局限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新史学”潮流的浸润下,《受难之邦》一书的取材可谓广博丰厚,包括信函、日记、诗歌、照片、绘画、报刊文章、布道词、广告词、死亡记录、墓碑碑文等。据此,福斯特凭借其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考、流畅的文笔,以“死亡”为主线,以“种族”、“性别”为支线,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历史记忆与想象共同体等问题编织起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既陌生又熟悉,既细腻又宏大的美国内战史。 《受难之邦》的首要贡献是,展现了“死亡”文化在内战中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无独有偶,在《受难之邦》出版的同年,马克?斯强特兹（Mark S. Schantz）的《等待天国;内战和美国死亡文化》也出版问世。该书着重研究美国战前的“死亡”文化及其对内战“死亡”的影响。斯强特兹认为,战前的美国疾疫肆虐,婴幼儿夭折普遍,人口死亡率高,不亚于内战的规模,“死亡”和“临终”等话题充斥于报刊、小说、诗歌等大众传媒。所以,战前的美国人,无论什么种族、年龄、性别、或社会等级,都对“死亡”非常熟悉,并将战胜“死亡”作为生活重心。为克服精神上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在心中构想天堂的图景,坚信人死后必能于天国和亲友团聚。同时,他们还发起村墓运动（rural cemetery movement）,通过建筑、绘画、公共演讲等形式来歌颂英雄主义,美化“死亡”。斯强特兹推断,正是战前这种“死亡”文化及其所营造的氛围为美国人发动内战、拥抱“死亡”做好准备。[4]在他眼中,内战是战前“死亡”文化的顶点而非终点,战前的“死亡”观和“善终”观在内战中是稳定不变的。 不可否认,斯强特兹对战前的“死亡”文化所做的梳理可谓翔实细致,但他对死亡文化之于内战的影响的讨论则显得粗略单薄,相关内容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因而,其结论往往带有猜测的成分,如“光辉的生命胜过死亡,这种牢固的观念……肯定对内战一代有着重大影响”,“对于将要参与内战的这代人来说,村墓运动或许为他们冒险赴死提供了强大的动机”。[5]此外,他还混淆了内战与其他战争的区别。比如,他认为,在美墨战争中,尽管有许多美国士兵战死沙场,但其家属并未因此而难以接受,反以其英勇牺牲而引以为豪,并就此论证内战死亡对士兵亲属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的判断至少说明,他没有认清内战的本质———美国人内部的战争,及其对参战中士兵的“死亡”价值和意义的影响。比如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重申南部的战争行为是叛乱之举,直接否定了南部士兵参战的合法性,而许多南方人也因南部战败而对战争和“死亡”的意义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南部阵亡者的家属想要感到自豪,并“从中得到宽慰”显然是困难的。 与斯强特兹不同,福斯特通过剖析内战中的人们是如何“想象死亡”、“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承受死亡”、“悼念死亡”、“记忆死亡”,来思考内战的影响和意义。她并不否认战前“死亡”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想象死亡”阶段,一旦美国人踏入战场“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战前的“死亡”文化便受到严重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她似乎要告诉我们,内战不仅是战前“死亡”文化的顶点,也是终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斯强特兹在书中指出,战地照相师在拍摄战场时,会尽量呈现那些“保持完整的尸体”,或将摄影的重点放在风景上,转移人们对内战“死亡”的注意,使战前的“死亡”文化不受破坏。[6]但这其实正好反映了内战的巨大影响,印证了福斯特的观点。 《受难之邦》另一个可堪称道之处在于,它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其与战争、国家、人性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对人类的命运充满了关切与悲悯。在书中我们发现,内战不但改变了美国的“死亡”文化,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社会的文化和心灵在内战中受到重创时,最先对其疗伤的不是国家,而是商人。他们通过资本和市场,渗透到棺木制作、入殓防腐、尸体转运、丧服裁缝等各行各业,维系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的运转,反映了资本主义之于美国的特殊意义。而当国家介入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也随之转变。公民用鲜血浇灌着国土,用生命捍卫着国家,为联邦政府在战后拓宽职能、扩充权力、履行对公民的责任注入活力,令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交融在一起,推动美国真正成为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度。 福斯特还就内战产生的大规模杀戮对内战中士兵人性所提出的挑战做了细腻的讨论。如何在确保战争目的正义的情况下,避免动机偏离、手段过度、结果惨重、人性扭曲,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在内战中,尽管杀戮与基督教的教义相抵触,而且多数士兵厌恶杀戮,但战争很快让士兵变得麻木,使他们暂停了对生命价值和“死亡”意义的思考,复仇成了杀戮唯一的动机和目标。参战士兵们意识到,人类热衷杀戮的本性很容易打破社会道义对谋杀的束缚。在这里,福斯特通过“种族”这一分析范畴,就不同肤色的士兵对待杀戮和“死亡”的态度分别做了考察。她认为,黑人士兵的态度较为简单,他们更多地将杀戮看成是对奴隶制的合理报复,是证明自己男子气概和追求自由的正当手段。与此不同,白人士兵对杀戮和“死亡”的认识要复杂得多。虽然他们对于黑人士兵的“死亡”一般都不会抱有太多的怜悯,但在面对那些和自己同肤同种的同胞们大量死亡时,他们的内心往往会饱受折磨。 值得留意的是,在《受难之邦》中,内战的人性拷问是和战时的经济发展、国家构建、民主深化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这不但展现了战争的两面性,更揭示了人性的两面性。人类既是战争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战争导致了死亡,死亡改变着人类,但人类终究没能终结战争,这种近乎宿命的循环至今仍然存在,值得人类反思。福斯特这种洞察史料,以小见大的能力,体现了她作为成熟史家的深厚功底和优秀学者的卓越禀赋,并最终成就了《受难之邦》一书的学术品质。 尽管如此,若用更为严格的标准来评判此书,则书中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福斯特在书中特别关注黑人对“死亡”的反应,但其所运用的材料非常单一,主要是《基督教记录者》（Christian Recorder、《同盟》（Union）、《盎格鲁—非洲人周报》（Weekly Anglo-African）等报刊的报道,兼带提到弗雷德里克?道德拉斯以及某护士、某黑人牧师等人的言论,而对于黑人士兵本人的材料及其战友和亲人的态度则只字未提,与作者在论述白人士兵时的“旁征博引”形成鲜明对比。材料上的局限使作者简化了黑人群体内在的丰富性,忽略了黑人士兵内心的挣扎、黑人亲友精神的痛苦、奴隶群体情感的复杂以及他们对于“历史记忆”和“想象共同体”的影响。这种“简化”还反映在她以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善终”观念为标准来讨论“死亡”文化的变迁,这显然不适用于奴隶,甚至不适合绝大多数黑人。 而与此不同,《等待天国》对黑人的描述,无论是篇幅上还是材料上,都显得更为丰富细致。 此外,本书的结论也值得推敲。福斯特认为,南北双方对内战“死亡”的共同经历和悼念,使双方最终在19世纪末走向和解。对此,约翰•奈夫（John R. Neff）曾在2005年出版的《敬仰内战死者;纪念与和解问题》中就提出批评。[7] 奈夫认为,南北双方在战后都试图解释战争和“死亡”的意义,并形成了北方的“胜利事业”和南方的“失败事业”两种截然相反的内战记忆。南方在战后的悼念活动不但未能消除其与北方的对立,反而强化了仇恨。[8] 依奈夫之见,由于北方依靠武力征服南方,所以战后对南方心存疑虑,差别视之,因而美国虽完成了国家统一,却未实现民族统一。这些见解对福斯特的论点形成挑战,即南北双方最终是如何捐弃前嫌,让美利坚民族在心灵上重归一统? 对此,奈夫和福斯特都未在书中予以明示。虽然历史的事实让他们断定南北双方最终和解,但这一过程如何实现,他们似乎并未找到满意的答案。 《受难之邦》试图探寻这一答案,但却遭遇了两方面的难题。首先,福斯特认为,内战使个人之死超越家族范围,融入到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中,使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加深了美国民主的政治与文化内涵。但是,这种“国家”与“民主”是对谁而言的?对北方人,或者对北部白人和全体黑人来说,这种经历战火洗礼的“国家”和“民主”或许意义非凡,它们令北部死者死得其所,让生者得以宽慰,使黑人获得公民权。但是,对于南部白人来说则截然相反,“国家”剥夺其“财产”,戕害其生命,侵犯其民主,带来了“死亡”。事实上,南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融入“南部”这一想象共同体中,而未融入“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因为联邦主导下的“国家”只承担了北部阵亡将士的善后工作,维系了北方人的“死亡”文化,解决了北方的“死亡之业”。而南方的此类任务主要还是由南方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来完成,比如“女士纪念协会”（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s）、“南部同盟女儿联合会”（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等。这就使南部的白人很难在精神和心理上真正认同“国家”,融入“国家”。而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国家”,将关系到美国“民主”的广泛性和美利坚民族的统一,这也是“死亡之业”完成与否的关键。 其次,依奈夫和福斯特之见,奴隶制的废除和黑人获得公民权是北方实现战争与“死亡”意义的原因,而南部白人丧失与北部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则是内战的结果。但是,南北的和解却最终又以南部白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黑人丧失部分的公民权的结局出现。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出现并实现的?它与“死亡之业”的联系是什么?它对美国想象共同体的构建又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都是福斯特必须面对的。戴维?布莱特（David W. Blight）曾在《种族和统一;美国记忆中的内战》中将美国人在内战后的内战记忆分成三类,希望借此来分析南北和解的原因与过程。布莱特认为,战后的美国实际上存在“调和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解放主义”三种不同的内战记忆,它们同时存在,并处于相互竞争状态。最终“调和主义”吸收了“白人至上主义”的部分观点,战胜了“解放主义”,从竞争中胜出,使南北白人最终走向和解。[9]这种视角和观点应该说是颇具启发性的。但是,对于福斯特来说,如何从“死亡”文化的角度阐述这种转变却是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受难之邦》的主旨———美国人如何应对“死亡之业”?“死亡之业”最终是否完成?然而,这两个问题在《受难之邦》中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福斯特在书中只是较完整地告诉我们美国人如何遭遇“死亡之业”,至于如何应对她只讲了一半,而对“死亡之业”最终是否完成?何时完成?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学术深度。其实,福斯特所说的“死亡之业”就是要赋予内战的所有“死亡”以意义,让美利坚民族最终在精神上实现统一。而这一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南方的“死亡”是否得到尊重并获得意义以及南方在心灵上是否认同美国这个想象共同体。因此,内战的“死亡之业”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而是持续到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给予南部阵亡者以相同的关注,赋予其“死亡”以平等的意义为止。这最终是以联邦政府对南部阵亡者进行重葬来解决的。 1900年,128名南方士兵的遗体被迁葬至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1906年,联邦政府开始肩负起重葬南部阵亡将士的责任。1914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先后于5月30日和6月4日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发表纪念内战的演讲。特别是6月4日的演讲,完全是围绕纪念南部阵亡者展开的。在这两篇演讲中,威尔逊着重强调南北阵亡者在内战中追求自由与和平,勇于奉献和牺牲这一事实,呼吁美国人不仅要在法律上统一和重建联邦,更要在精神上统一和重建联邦,从而使美利坚民族在心灵上走向联合。威尔逊号召美国人翻过内战这一历史篇章,共同面向未来。[10]尽管福斯特在书中并未提及威尔逊的演讲,但我们根据她的思路可以将威尔逊的演讲视为美国人“死亡之业”中的里程碑,因为它使内战中所有阵亡者的“死亡”获得了平等的“善终”和意义。但这里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内战中遇难的平民和“死亡之业”的关系。内战中遇难的平民有数万之众,“死亡”对他们的影响显然与阵亡将士不同。他们既无英勇杀敌的业绩,亦无长眠公墓的资格。对此,他们家人的“死亡”观将经历怎样的变化?他们与新的想象共同体之间是何关系?探讨这些问题,显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死亡之业”的理解。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福斯特本人对“死亡之业”如何完成存在困惑。 正如前面所说,《受难之邦》的最大亮点是看到了“死亡”文化在战争中的动态变化。但遗憾的是,作者未将这一亮点充分发挥,用它去审视战后美国“死亡”文化的变迁以及该变迁对“死亡之业”的影响。福斯特自己在前言中曾说,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受特定历史文化和时空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而我们都知道,美国从内战结束到一战爆发这段时间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势必会影响到美国战后的“死亡”文化和“死亡之业”。但福斯特并未虑及于此,她觉察到“死亡”文化在内战中的变化,却忽视了这种变化在战后的延续。在这点上,她其实犯了和斯强特兹类似的错误。在第八章“统计”中,福斯特指出,战后的伤亡统计将阵亡者变成一堆枯燥的数据,这虽可以消除他们的具体差异,令其获得形式上的平等,但同时也让死者由具体变成抽象,抹杀了个人的牺牲和意义。然而,她没有看到,或许正是这种对个人的模糊和对“死亡”的抽象,淡化了后人对内战“死亡”的直观认识,减缓了南北间的对立和仇恨,使美利坚民族成为一个共患苦难的想象共同体。因此,不对战后的内战记忆和“死亡”文化做一个动态考察,是无法全面地理解美国内战所引发的“死亡之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