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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天主教留有余地的政策与三帝之识见高于极端邪教论者 叙述了康雍乾三帝的天主教政策和各界人士对天主教的不同见解，可以概括康雍乾三帝天主教政策的一些特点以及他们之间认识的差异，与民间的异同。 (一)任用天主教修士与允许其宗教信仰 在康雍乾三帝禁教中，与康熙帝禁教前一样，朝廷照旧任用天主教徒的西洋人，让他们在钦天监和宫中供职。如前所述，康熙帝禁教时明确宣布领有康熙四十五年内务府印票修士中“会技艺之人留用”，让他们照常服务朝廷。前引雍正元年礼部拟议的禁教文书中有这样的话：“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雍正初年驱逐传教士之时，三年八月江苏巡抚张楷奏报安插西洋人事，应发往澳门六人之外，有进京效用二人，为华亭县穆玛诺、丹徒县王以仁(“文献汇编”第35页)。可见是实行留用技艺人政策的。乾隆朝宫廷画家王致诚亦说，禁教后“只留下了京城的传教士，他们的数学、科学、艺术知识对国家有用”(“看中国”第200～201页)。都是说使用技艺人员。所谓修造历书，就是用在钦天监，担任钦天监官员，甚至是主官，如传教士戴进贤、徐懋德等人在给乾隆帝的奏疏中欣慰地说：“臣戴进贤蒙世宗宪皇帝以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衔，臣徐懋德授以钦天监监副，臣巴多明等蒙命教习官生。”(“文献汇编”第57页)所谓闲杂之用，是指绘画、医生、制造和修理钟表、眼镜等技艺人，如知名度很高的画家修士郎世宁、王致诚；又如制造眼镜的苏霖(著名的苏努家族信教的布道人)，于康熙二十七年奉旨进京，居住宣武门堂(南堂)内，“精于视学，专管远视、近视、存目、老花等各玻璃镜，小心供奉，历四十九年”，乾隆元年81岁病故，戴进贤奏闻，乾隆帝赐予葬银二百两(“文献汇编”第56页)。禁教之后，凡有技艺的西洋修士愿意到中国进京效力的，康雍乾三帝均允准，并有“定例”：“西洋人来广，遇有谙习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准令呈明地方官详报。”(“档案史料”第1册第297页)皇帝是照例批准进京。如乾隆三十七年，经两广总督讬恩多奏报，钦天监西洋人刘松岭奏准，“素习天文律吕等项”的安国宁、方守义，准予进京；素习绘画兼律吕的安德义，修理自鸣钟兼医治内科的李衡良愿进京效力，朱批“准来京”(“档案史料”第1册第252页)。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上谕，准许外科医生岳文辉，习天文的杨进德、常秉纲进京，并重申康熙年间定例，即进京之后，“不准其复回本国”，因为“近来在京西洋人内竟有以亲老告假者，殊属非理”(“档案史料”第1册第305页)。按此规定，西洋修士技艺人必须终老中国。 使用西洋人修士效力，同时允许他们信仰天主教，但不得传教，也是康熙帝驱逐传教士之时的规定——“自行修道，不许传教”。可是那些技艺人的修士往往同时充当传教士的角色，从事传教活动，容后再叙。 (二)将天主教区别于中国民间宗教与慎用刑法 即使将天主教视为邪教的人，也都把它跟中国的民间秘密宗教区别开来。如前所述，都认为天主教不煽惑民众造反，不影响社会稳定，它的问题主要是给民众信仰造成混乱，以及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既然如此，对传教士的传教，特别是禁教后的违法传教，尽管有罪，但不动用刑法，一般只是驱逐于澳门。乾隆帝处死在福安县传教的白多禄等人，为两个重要原因所促成，一是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而大肆进行传教活动，在一个县里居然吸收信徒两三千人，并将名单报送教廷，所以事态严重。二是信徒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远远超过与官府的关系，他们在逮捕传教士之时竟敢阻扰，数千人为传教士送行；在雨中审问传教士之时信徒衙役当着官员的面将自己的凉帽脱下来给传教士戴上遮雨，信徒给监禁的传教士送食品衣物(31)。如此藐视官府权威，不顾性命地亲厚传教士，致使乾隆帝不得不将斩监候的华敬等人瘐死。虽然如此，他还是有所顾忌——采用监毙办法，而不是明正典刑。之所以顾忌，因为杀外国人与清朝怀柔远人的国策有所抵触，是以在闽抚周学健与中央商讨处刑时，军机处考虑到这项政策，不主张用刑：“天主教原系西洋本国之教，与近日奸民造为燃灯、大乘等教者尚属有间，且系愚民自入其教，而绳之以国法，似与抚绥远人之义亦有未协，应令该抚将现获夷人，概行送至澳门，定限勒令搭船回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15～116页)乾隆元年，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为京城查拿天主教徒上疏，也以“柔远”为说辞：“臣等闻国家柔远之典，体统攸关……”(“文献汇编”第55页)乾隆帝顾及这项政策，用刑谨慎，通常只是将犯法的传教士驱逐澳门，限令离境。他是施政宽严兼顾论者，在处理传教士非法活动事件中亦复如此。 (三)为清明政治，防范禁教中吏民胡作非为 驱逐传教士，雍正帝下令护送到广州、澳门，说是“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及“毋使劳苦”，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让吏民危害他们。当地方查获违法传教士之时，若封疆大吏不使事态扩大，乾隆帝则予肯定，若没有注意及此，就令其留意。前述军机处与周学健议处福建传教士时，主张对传教士实行怀柔远人方针，对教民则“量予责释，不致滋扰”(“档案史料”第1册第116页)。乾隆十一年，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报，对查获的天主教民，“毋使羁累，以广皇仁”。乾隆帝朱批：“止可如此办理，不必过严以滋扰。”(“档案史料”第1册第95页)乾隆帝和军机大臣都讲不要“滋扰”，当强力实行禁教令时胥吏就可能对被捕的教民肆意勒索，不满足其欲望会严刑拷打，所以为“广皇仁”，不要将犯人长期羁押牢房，快点结案，予以释放。再或者，胥吏滥肆捕人，殃及非教徒的无辜，以便敲诈。不法胥吏乘机作恶之时，必有民间不良分子的地痞恶霸参与其间，与胥吏狼狈为奸。凡此种种，会将事情严重化，扩大化，骚扰民间，引起混乱和不安。雍正帝、乾隆帝和清明的大吏顾虑及此，尽量就事论事，妥善处理，不给不法胥吏、不良民人以滋事的机会。禁教，不节外生枝，不使事态搞得很严重，减少民间社会的不安，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是清明政治所必需的。雍正帝、乾隆帝和清明官员目标就在这里。 (四)康雍乾对西方科技及产品有所差异的态度及乾隆帝对宫廷修士传教的某种容忍 众所周知，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相当钟情，进而力求了解天主教，是有口皆碑的事情(32)。他自身热情学习算数、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理化的某些内容，欣赏西方绘画、音乐，接受西医治疗。他更勇于实践，亲自测算地形，派遣西士和国人到各地测绘地图，制成《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开蒙养斋馆，被后世学者视为类似于法国科学院，培养子弟国士；在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下，编著类似百科全书的《律历渊源》。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潞说，故宫宝藏中留有康熙痕迹的科技实物达百件(33)，显见康熙帝热衷于西方科技。2011年10月-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展出了康熙帝模仿与创新制造的科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平分线比例尺、十位元式手摇计算机，康熙帝使用的数学用表、对数表等等。笔者参观中真切感受到康熙帝的尊重科学，刘潞说他是中国帝王中唯一认真学习过欧洲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的皇帝(34)，确是事实。 雍正帝对科技的态度与乃父不说是异趣的话，也远逊于乃父了。他极少探求科技知识，而有兴趣于运用西方科技产品，从传教士进献的一份礼品单和拣收单可知他的兴趣所在。雍正十一年十一月，戴进贤、巴多明等人进西洋奇器礼单24件，有比例尺一个、取方向仪一个、半圆仪一个、垂线平仪一个、罗经一个、日晷一个等科学仪器，雍正帝皆不收取，而选取千里眼大小四个、眼镜六副、珐琅片一个、西香二匣(“档案史料”第1册第72～73页)。他欣赏的是实用物品，不仅自身使用眼镜，还赏赐给引见的官员。 如果说雍正帝还有重实用的因素，乾隆帝则侧重于享受娱乐了，好的是新奇玩意，玩的是机械狮子、机器人，观赏的是喷泉。乾隆十九年，西士钱德明这样描述乾隆帝尽情享受传教士科技成果：“为了讨好乾隆皇帝，已故的沙叩玉神父制作了闹钟，闹钟在欧洲也是很稀罕的。几年前，蒋友仁神父为郎世宁教士设计和领导施工的欧洲式宫殿前装上了美丽多姿的喷泉，纪文教士制作了最精美最难做的玻璃器皿，至今这些器皿还和从法国和英国带来的最美丽的物件一起放在金銮殿上。为了讨好皇帝，为了听从他的旨令，杨自新教士刚刚做成一只自动的狮子，它能像一只普通狮子一样走上百步。杨自新教士在它体内装置了许多弹簧使它能走动。这位教士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都用到了他的机器人上，令人惊叹不已。”(“看中国”第212页)机械师汪宏达在乾隆三十四年给人写信说：“我到北京以后就被皇帝召去维修钟表……维修一些有趣的机械。杨自新教士给皇帝制造了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这两只机器动物都会单独走30—40步，可是我进宫前杨自新教士就死了。我奉命造两个捧着花瓶会走路的机器人。我已经为此工作了八个月，还需要一年时间完成。”(“看中国”第223页)祖父是要研究用的计算器，孙子是要玩具机器人，兴趣何其差异如此巨大？真是祖宗创业，子孙享受，而且富贵淫侈，这也是一种一代不如一代(35)。 要之，传教士体现西方科学技术，康雍乾三帝使用他们，除了制作历法，在康熙帝是研究与重视天文历法和医药的学理和制造，雍正帝看重的是应用机械，乾隆帝注重的是机械玩意。三帝要求不一，兴致不一，品位高下立见。 用人制造玩具，这种追求从道理上说就不那么光明正大，因此不得不对制作人有所迁就，如在不许传教问题上，康熙帝祖训是留用的技艺人员可以信教、不得传教，可是乾隆帝对在钦天监和宫中服务的西士的传教就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汪宏达对此有真切的感受，他是这样叙述的：在宫中，“我们在异教徒官员面前无所顾忌地做祷告。您瞧，我们是多么自由地做我们教会的日课，皇帝对我们也睁一眼闭一眼”(“看中国”第225页)。王致诚讲得更具体：“我们在这里有三座教堂……北京有一大批基督教徒，他们完全自由地来教堂。我们进城去主持弥撒，也经常上门为妇女们做圣事……因为皇帝知道我们来到中国的唯一动机是传教。如果关了我们的教堂，禁止传教士们布道履行神职，我们就会马上离开中国，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在各省的神父们也不是躲藏得很深严的，地方官们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北京的地位。一旦我们不幸被赶出北京，那么各省的传教士们也会马上被发现和驱赶出去。”(“看中国”第201页)并且道出了隐匿在各省的传教士之所以能够传教的官方原因。乾隆帝为使西洋技艺人员制作历法、测绘地图和绘画之外，还制作享受物品，不得不优容他们，对他们在京城传教事实上是默许了。而当地方上出现严重违法传教事件时，他会采取严厉态度，表明他骨子里是不满意天主教的，乃至几乎视之为邪教；同时也反映出，要用传教士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让他们在钦天监、宫廷做事，也要付出代价——默许他们传教。 钦天监是天主教重镇，为教士和中国教徒所掌握，他们用钦天监做掩护，从事传教活动和支持各地传教士、教徒的宗教活动。在地方传教的鲁日满深知西士在钦天监服务对于天主教传播的重要作用——“对天主教传教团体的安全、社会地位和进一步的存在和发展极为重要。”(“鲁日满研究”第24页)北京天主堂有着在华天主教总部的味道：联络各地信徒，指导他们的宗教生活；指导、庇护外地传教士；联络广州夷馆、澳门天主堂。乾隆三十五年，直隶宝坻县老家庄李天一建造教堂，到京城天主堂向西洋人的家仆讨取瞻礼单，同时向西洋人家人崔姓并傅姓家人康姓购买“天主图像暨经卷、乐器等物，悬设堂内”，按单中瞻礼日期斋集同教人诵经，还每年赴京中取瞻礼单。同县朱家铺民人张全，“系自幼随父崇奉天主教……因赴京交纳旗租，与天主堂傅姓家人康姓熟识，向其讨取瞻礼单，分给同村素奉天主教之朱大”等人，各照瞻礼单日期念经。他们念经及与京城天主堂联系，在四十六年被官府发现，署理直隶总督英廉奏报，并说天主教久在例禁，而京中天主堂，“乃售卖经像、乐器，又给以赡礼日期单，是阳奉禁遏而仍阴传其教也”(36)。乾隆十一年禁教风潮中，原本在山陕传教的李世辅到京，“京内堂主姓席的说奉了旨意严禁，叫我不要传教，着两人送我回国去”。席某是西洋人，指令直隶南宫人蒋相臣、山西曲沃人尹得志引领李世辅南下，十二年四月过长江，在鄱阳被捕(“文献汇编”第188页)。可见教堂不遵守禁令，并能指挥许多出力人员。西安教案中的要犯焦振纲、秦禄被捕时携带西文信件10封、汉字封面洋字信6封，他们供称：“所寄各信，系本年正月秦伯多禄进京卖鼻烟，京城天主西堂那姓托寄与罗玛当家洋字信十封，又天主北堂汪姓寄罗玛当家洋字信一封，寄曾二即曾贵洋字信二封。又，西安人刘必约寄蔡伯多禄洋字信一封，寄曾贵洋字信一封，寄刘五即湖南沅江刘开迪洋字信一封……”(“档案史料”第2册第493页)表明散布各省的教徒与京城天主堂有直接联系，还反映出京城教堂、罗玛当家、有关教徒是连环关系，内地教徒请洋教士来传教，由罗玛当家的派出人员，罗玛当家与京城教堂密切协作。罗玛当家是教廷派驻广州机构(夷馆)的主事人，名义上是为料理教士在中国往来事务，如转投信件，实际上是做在中国传教的组织工作。就因在西安事件中暴露了这种真面目，乾隆帝乃不准许这一机构在广州设立(“档案史料”第2册第498页)。京城天主堂主持人多有钦天监人员，如乾隆三十年代北京南堂管理人刘松岭，就是钦天监监正(“档案史料”第1册第314页)。北京教堂传播天主教的作用，魏若望说：北京天主教“北堂最初是白晋用来在中国土壤中播撤欧洲种子的地方”(37)。禁教后的钦天监西士，利用他们自身信教的合法性，仍然在所居住的教堂从事非法传教活动。 (五)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之认知高于反教激进官员 康熙帝的容教令出台，充分表明他对天主教的认识高于那些反对论者。雍正帝承认天主教不是伪教。乾隆帝对那些在禁教中夸大天主教危害性的言论有所抑制，比如前面说过的乾隆十一年八月福建臬司雅尔哈善奏请严行禁教，朱批：“各省亦已降旨查办，此奏殊属多事。”(“档案史料”第1册第104～105页)同年九月，闽抚周学健在议处传教士极刑的奏折中，特别强调外国通过传教士觊觎中国的险恶用心：“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俨入版籍，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其心尤不可测也。”又针对天主教不造反之说，认为他们是先诱人信教，固结人心，不谋近利，务在长远，人们不了解他们的策略更危险：“……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士民信其教，迷惘不醒，长此下去，“其患实有不忍言者”。乾隆帝朱批：“未免言之过当。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档案史料”第1册第115～121页)采纳他处死传教士的意见，但指出他过甚其词，危言耸听，不合实际。 从雍正帝、乾隆帝的言论中看不出他们与激进臣工对天主教的看法有所不同，而在康熙帝身上就表现出某种质的差异，他是承认西方和天主教文明的，非为独有中华文明论者。朱静认为，“康熙皇帝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早已认识到中国人对外国人抱有成见是错误的”。他“认识到不论是从科学上看还是从艺术上看，中国并不是唯一文明的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有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看中国”前言第13页)。无疑，在17、18世纪，像康熙帝那样承认外国文明是难得的，高明的。康熙帝后来倡导西学中源论，从思想上是倒退，是将之作为对教廷禁约斗争的一种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