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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②笔者还撰有《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雍乾时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动点滴谈》(《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年第9期)，可参阅。 ③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 ④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以下引用该书简称“文献汇编”。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册第104页。以下引用该书简称“档案史料”。 ⑥[比利时]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05～109页。下引该书简称“鲁日满研究”。 ⑦《外国竹枝词·欧罗巴》，收入张潮辑《昭代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8页。 ⑧《迦陵词集》卷1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本，第254页。 ⑨转见“鲁日满研究”第193～194页。 ⑩《八纮译史》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6册，转引自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203页。 (11)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下引该书简称“看中国”。 (12)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4《拟请废天主教堂疏》，光绪二年扬烈堂刊本。 (13)吴伯娅就此认为，容教令“仍然属于‘因人容教’，带有酬谢的意味”。《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9页。 (14)“看中国”，第42～44页；“文献汇编”，第54页。 (15)《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见冯明珠主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128～129页；另见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编《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167页。又，乾隆元年(1736)戴进贤、徐懋德等人奏疏中对容教令作出转述：“西洋人治理历法，力造军器，差往俄罗素，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文献汇编”，第54～55页；“看中国”，第44页) (16)《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第128页。 (17)如欧麦尔·德格里杰斯在[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辛岩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序言中说，康熙帝于1692年颁布了“宽容谕旨”，准许天主教在华传布。 (18)[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19)[意大利]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以下引用该书简称“清廷十三年”。 (20)“档案史料”第1册，第49页；“清廷十三年”，第171页。 (21)教会内部及与各个国王关系，前述欧麦尔·德格里杰斯在《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的序言谈及这个问题：“为了使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国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并把传教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教宗亲自派遣服从宗座代牧的传教士前往这些国家，他们全都是法国人。”葡萄牙人的宗座代牧之一的“严当在攻击中国礼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布教令，禁止传教士和基督徒行中国礼仪”，“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以外，在其中起作用的还有民族和政治的因素，甚至商业活动也对此有所影响”(第8～9页；1693年3月26日严当发布牧函谴责中国礼仪，第171页)。 (22)“档案史料”第1册，第56页；“文献汇编”，第28页。 (23)“档案史料”第1册，第57页；“文献汇编”，第28～29页；《雍正朝起居注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册第148页。 (24)《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刊。 (25)“看中国”，第102～105页；“档案史料”第1册，第58～60页、68～71页；“文献汇编”，第32～35页。 (26)《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折及朱批。 (27)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11页。 (28)据上述《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综述。 (29)“档案史料”第1册，第93页，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折引述。 (30)“档案史料”第1册，第163页；吴旻在“文献汇编”一书的附录论文中讲到华敬等人之死，时间在1748年10月，见第272页。 (31)“档案史料”第1册，第88页、163页；“文献汇编”，第129页。 (32)如张诚赞扬康熙帝高尚品德和倾听传教士讲述福音：“具有一位伟大君主的所有高尚而正当的爱好，他酷爱公平与正义，对他的人民充满爱心，尤其是当他们遭遇灾难的时候；他对道德和天理的爱好与生俱来，对科学与艺术充满好奇心，热衷于用他的激情建立一个非常完美的帝国。”他从南怀仁、安多、张诚等人学习数学、几何学，他们还“向他讲述福音的真谛和基督宗教的神圣奥秘”。[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80～81页。欧麦尔·德格里杰斯在此书序言中，称赞康熙帝充满活力，对基督教宽容：“康熙皇帝在天主教传教史上所扮演的非常角色。……他是一位非常睿智、有深厚学养、充满活力的人，是一位卓越的统帅和君王。他要求耶稣会士向他讲授欧洲科学，以完善其知识。这些耶稣会士也向他讲授天主教教义。皇帝对这些神父要求甚高，但同时又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信赖和真正的器重。”(第6页) (33)刘潞：《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载《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1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另见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magazinefree/html/31/207/content/259.shtml。 (34)刘潞：《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 (35)吴伯娅指出：“康熙帝尚能通过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仪器。雍乾二帝则不然，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尤其是乾隆帝，对西洋玩物的追求登峰造极。”《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14页。 (36)“档案史料”第1册，第335～338页、329～333页。 (37)[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吴莉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38)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39)参阅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138页。 (40)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165页。 (41)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154页。 (42)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