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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姻 政治联姻是东地中海世界外交关系的又一基本途径。通过联姻，国家间的联盟更加稳固，和平局面也就会被更持久的维持下去。根据史料记载，埃及先后与巴比伦、赫梯和米坦尼等西亚国家建立了姻亲关系。然而，埃及的联姻政策是只娶不嫁，即埃及只允许外国公主嫁到埃及，但是埃及公主却不可以远嫁他国。 西亚国家的实力不同，埃及在迎娶它们的公主上所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果法老想要一个小国国王的女儿，他需要做的就是写一封这样的信：“把你的女儿送给国王——你的主人，并送礼物：20个好仆人、白银、战车和良马。然后你的主人——埃及国王会对你说：‘很好，除了你的女儿之外，你还送了礼物给国王。’”[7]99如果法老想要巴比伦或米坦尼这样大国国王的女儿，他就不得不与他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在这样的谈判中，未来的岳父往往会对联姻价值感兴趣，因为他们总是试图从埃及得到更多的礼物[8]。 尽管埃及对待大国和小国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实际上，一旦亚洲公主们到达埃及，无论她是大国公主还是小国公主，都将受到相同的对待：“芮特努（也即巴勒斯坦）首领的贡品：一个首领的女儿，她（带着）白银、黄金、纯正的天青石装饰物，以及属于她的30个奴隶。”[9]447而在米坦尼公主到来时，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记述：“伟大的王室配偶梯亚，她将永生。她父亲的名字是尤亚，母亲的名字是图亚。带给陛下奇异的贡品：纳哈林（也即米坦尼）首领舒塔尔纳的女儿——吉鲁赫帕，以及317名女仆。”[10]37;79-81毫无疑问，梯亚始终是法老的正妻和王后，而异国公主吉鲁赫帕很快就会消失在王室后宫里。 因此，埃及和西亚国家在联姻上的最大争执就是嫁给埃及法老的亚洲公主的地位。巴比伦国王向埃及法老抗议他的战车和那些小国王们的战车被混放在一起，同时也抗议他的妹妹和其他女人一样被冷落在法老的后宫中。而且嫁到埃及的公主（巴比伦前国王的女儿，现任国王的妹妹）的命运与把第二位公主（现任国王的女儿）送入埃及的谈判有关：“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当你的妻子们一起站在我的信使面前时，你对我的信使说我的姐妹就站在他的面前。但是我的信使没能认得出来，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否（真的）是我的妹妹。你还写道：‘既然我的信使都没能认得出她，那么谁能认出来她呢？’所以你说：‘为什么你不派一个有能力告诉你真实情况的人呢？向你的妹妹表示问候，我会让他进入我的后宫，参观她的房子以及国王给她的荣耀。’谁能告诉我的信使她是和你在一起？她没有开口对他们说任何话……”[7]1 从西亚国家的角度看，他们的公主和埃及法老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她们应该是法老的王后。因此，当他们发现已经嫁到埃及的公主们完全“消失”在一群有着不同出身的女人之中时，她们在埃及王室中没有得到预想得到的地位，这些西亚国王当然会非常气愤和不安[1]129。让他们愈加气愤的是，他们在把他们的公主嫁给埃及法老的同时，也请求法老把埃及的公主嫁给他们。他们甚至还退而求其次地向法老表示“给我一个漂亮的女孩就当她是你的女儿。谁能说：‘她不是国王的女儿？’”[7]4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埃及法老和巴比伦国王的观念是不同的。巴比伦国王在得不到真正的埃及公主的情况下，把普通的埃及妇女当成公主。另一方面，埃及国王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巴比伦公主，但却没有给她以公主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国国王各不相同的观念支配下的却是他们相似的目的：通过迎娶埃及妻子，无论这个妻子是埃及公主还是埃及平民，巴比伦国王在国内民众面前提升了他们的威望。另一方面，埃及国王很轻易地就可以迎娶到亚洲公主，但却不顾她们的公主身份，给予她们其他普通出身的嫔妃一样的待遇。在埃及法老看来，这些亚洲的公主们与她们的国家给予埃及的贡品没有什么两样。埃及法老们的这种对待亚洲公主的态度同样也会使他们在埃及国内的威望得到提升。 在联姻的商谈中，礼物是引起双方争执的又一诱因。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关于礼物的争论充斥于两国关于联姻的往来信件之中。在巴比伦国王看来，女婿应该送出更多的礼物。而埃及国王则认为作为女婿送出的礼物应该与岳父赠送的礼物是等同的。为此，埃及法老带有讽刺意味地反问巴比伦国王：“难道你嫁给我你自己的女儿，就是为了得到我的礼物吗？这样做很光彩吗？”[7]1 西亚国家表面上是在强调国家名誉和威望，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哈亚，你派来的使节只带了很少的战车和马匹。多送些战车和马匹吧，那样哈亚会把公主带给你……哈亚有5辆战车，5辆战车就能把公主带给你了吗！？如果我现在让哈亚带她走，我邻国的国王会说：‘埃及只用了5辆战车就迎娶了伟大国王的女儿！’”[7]11 我们推测，巴比伦国王之所以需要额外的战车，是因为他想用这些战车装载他在另一封信中要求的各种礼物。而且，在其他国王眼中，战车越多，礼物越多，威望也就越高。 埃及迎娶外国女人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显示自己的力量，巴比伦人嫁出公主是为换取财富，而赫梯与他国联姻则是为政治服务的。赫梯国王的女儿嫁给属国国王，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影响，巩固后者对自己的忠诚。与联姻有关的契约多强调了赫梯公主将会成为属国国王的王后，而她的儿子也将继承王位：“我把公主伽舒里亚维亚送给了阿穆尔鲁国王本特什纳，让她作他的妻子。在阿穆尔鲁她是王后。将来我女儿的儿子和孙子将要在阿穆尔鲁继承王位。”[1]96我们应该看到，通过联姻，赫梯更像是“得到一个女婿”而不是“送走一个女儿”。 埃及国王也期望对其属国实行有效的管理，但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注意，首领的孩子和他们的兄弟们都被带到埃及的要塞。现在，无论这些首领中谁死了，陛下都会让他的儿子代替他的位置。”[9]467不能“外嫁”女儿的埃及国王更喜欢“入赘”亚洲王子。但是基本的区别是，在赫梯人看来，如果用血缘关系把附属国同他们的君主联系起来，他就会效忠于自己；而埃及人的观点则是，如果想要一个附属国效忠于自己，就应让属国国王的后代在埃及接受教育。总之，赫梯人通过血缘关系来管理属国，而埃及则通过文化上的影响来管理。这种在管理属国上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是埃及和西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本质区别。 从表面上看，关于联姻的谈判比起关于边界或贸易谈判似乎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激情，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更漫长。在赫梯和埃及的联姻历史中，有两个著名的反常事例。一个发生在两国政治军事紧张时期。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的法老图坦哈蒙的遗孀给赫梯国王舒皮鲁里乌玛写信询问他是否可以把他的一个儿子送来作为她的丈夫：“你为什么说我试图欺骗你们？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会用一种侮辱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方式给外国国君写信吗？你不信任我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我的丈夫死了我又没有儿子。我可能让我的一个仆人成为我的丈夫吗？我没有给任何其他国家写信，我（只）写给了你。人们说你有很多儿子。把你的一个儿子给我吧，这样他会成为我的丈夫以及埃及的国王。”[5]319 在赫梯和埃及关系紧张时期，面对埃及寡后发来的这样一封信，舒皮鲁里乌玛显然是困惑的。如果不是在这种非常时期，赫梯人对此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毕竟，他们只是送出一个未来的国王，而且，联姻还会使赫梯控制一个与他们地位对等的国家。事实上，这种事情在亚洲早已有之。亚述国王亚述乌巴里特通过嫁女于巴比伦国王来控制巴比伦。舒皮鲁里乌玛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在怀疑这个计划的现实可行性，而非理论上无法接受。事实上，他的第一个拒绝理由是埃及王后是否对其他人也讲了这个提议。 在埃及人看来，“入赘一个丈夫”被设想为埃及女性国王迎娶外国男性妻子。所以赫梯王子可以入赘，然后他也必须“消失”。与西亚公主唯一的不同是，公主是通过融入埃及后宫众多的嫔妃中而“消失”，而王子的“消失”则表现在肉体的死亡上。于是，我们看到赫梯王子被杀死于前往埃及的途中。 为了报杀子之仇，舒皮鲁里乌玛率军入侵埃及。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舒皮鲁里乌玛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故意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目的是为入侵埃及找到最佳的理由和借口。 半个世纪之后埃及和赫梯再次联姻。第十九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娶了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三世的女儿，于是，两国间充溢着和平友好的气氛。为此，拉美西斯二世当然会大肆庆祝，把联姻作为他在东地中海世界确立统治地位的手段。对于哈图什里三世而言，联姻可能会给赫梯带来涉足埃及政治的机会。但是这要看赫梯公主是否能够成为埃及的王后：“我已经使赫梯成为你的附庸；我已经让他们牢记，他们在你面前要心怀敬畏；他们带着贡赋，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而来。他最年长的女儿在前面，以此来满足两土地之主——拉美西斯的心，愿他赐予生命。”[10]“注意，赫梯伟大的首领来了，带着他最年长的女儿，带着很多贡品。”[11]66 很明显，按照拉美西斯的意愿，埃及的目的达到了。然而，赫梯的目的，由于它依赖于双方的意愿以及当时东地中海世界的总体政治形势，似乎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嫁到埃及后的赫梯公主在埃及的政治上扮演了具有影响力的角色。 然而埃及人的胜利只是形式上的，事实上，他们也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在联姻谈判中，甚至是在埃及人的庆祝文献中，埃及人在某种程度上视赫梯为与他们地位等同的国家。较之于阿玛纳时代，在争取与埃及的同等地位上，这时的赫梯国王哈图什里要成功得多。在描述赫梯和埃及的第二次联姻时，文献写道：“赫梯的伟大首领带来非常丰富的赫梯物品……他第二次把他女儿嫁给美西斯。没有军队迫使他们这样做，也没有战车迫使他们这样做。正是埃及的众神以及所有外国土地上的神明指示所有外国首领把他们的贡品，他们的仆人，献给拉美西斯。”[11] 赫梯的臣服是自愿的，并不是军事打击的结果，而促成这一好事的则是两国的众神。接下来文献记述了双方在两国边界相见，以此来避免赫梯首领在埃及法老面前俯首的羞辱性场面。很明显，在两国边界见面后埃及的迎亲队伍和赫梯护送公主的队伍一起前往埃及，是通过协议和联盟而确立起来的兄弟关系的具体体现。当赫梯公主在埃及和赫梯军队双重护卫下来到埃及时，文献写道：“赫梯伟大首领的女儿行进在军队前面……他们（埃及军队）和赫梯的步兵以及战车兵混杂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没有互相争斗。”[11]由此，埃及人承认了他们与赫梯人是平等的。 在联盟和联姻之后，在双方的谈判和互致问候中，平等的气氛和兄弟的情谊比比皆是。尽管可能这种和谐的气氛起始于赫梯一方，但埃及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赫梯国王的女儿到达埃及，两个伟大的国家成了一个国家……从那天起，两个伟大的国家成了一个国家，两个伟大的国王成了兄弟。”两国王室的联姻确立了两国的联合，从而也就动摇了埃及人固有的唯我独尊的观念。 埃及法老和赫梯公主地位的对等导致了埃及和赫梯的对等，赫梯公主带来的赫梯物品使两国在物质文化上进行了融通，而护送赫梯公主的赫梯人则又与埃及人混杂在一起，进而又促进了两个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融和。 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通过联盟和联姻这两个外交途径，在东地中海世界建立起了保护和兄弟的外交模式。保护模式适用于强国和弱国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而兄弟模式则适用于两个地位平等的国家之间。为了稳固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制定了彼此都必须遵循的外交惯例。外交惯例规范了国家间的引渡和信使制度，从而为东地中海世界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此，我们可以说，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东地中海世界的外交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外交”[12]。事实上，早在这一时期之前东地中海世界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外交活动密集的时代，即公元前18世纪到前17世纪的“玛瑞时代”和公元前24世纪的“埃伯拉时代”。但是这两个时代却只是被分别记录于马瑞档案和埃伯拉档案中，而晚期青铜时代，也即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的国家间外交活动却被诸如埃及、赫梯、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等不同地区的文献所记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晚期青铜时代国家间在外交活动中业已形成了非常规范的仪式规则和行为准则，或者说这一时期已经具有“非常健全的外交体系”。据此，我们称晚期青铜时代为“第一次外交”或者“国际关系的开始”，尽管用当代的国际关系概念来衡量，晚期青铜时代的国际外交体系或许只是一个雏形而已，但是它却为当下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遥远但却真实的范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