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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公众考古是西方舶来品还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考古学学科建设及其发展史问题。中外公众考古的兴起和发展，各具有原发性和同归性等特点，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公众考古有其发生、形成及发展阶段，缘起于向社会大众传播、普及考古学知识与理念，以图书报刊、图录挂图、考古教育、现场参观、陈列展览、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乃至影片摄制等范式向社会公众传播，以专家倡导、政府支持、社会和大众参与的方式与社会公众结合，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更广泛地吸引大众参与和互动为主要走向。今天，我们提倡和实践公众考古，在追求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可为社会公众利用的成果时，仍需要强调考古学专业学术研究层面的利用，以提高作为普及的前提，以启迪民智作为普及的目标。 关 键 词：公众考古 中国考古 传播普及历史过程舶来品 作者简介：高蒙河(1958-)，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学、考古地理、公众考古；郑好(1986-)，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地理、公众考古。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公众考古是西方的舶来品。这一观点流传甚广、几成定论，即便到了中国公众考古大发展的近两年，还有文章这样认为：“公众考古本来是个舶来的概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随的文物破坏事件也急剧增多。于是，考古学界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保护计划，命名为‘公众考古’。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随着中国的情况与当年欧美愈来愈相似，‘公众考古’也于21世纪初在中国落地生根。”[1] 笔者认为，首先，姑且不论这类说法是否符合美国考古学史的实际发展进程，即便对中国考古发展的历程而言，也与事实颇有出入。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考古学史中那些推动考古学大众化的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便会发现中国大众考古(或曰中国公众考古)由来已久、自成谱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着自己的路。其次，做没做面向公众的考古工作和有没有公众考古的概念，既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替代。这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聚落考古”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很多人以为中国从此才开启了聚落考古的工作。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不但已经有了诸如陕西西安半坡和华县元君庙等大型遗址、墓地的全面发掘和揭露工作，堪称最早开展聚落考古的典范，而且还领考古学术风气之先，在陕西的华县、渭南地区做过后来为西方聚落考古所推崇的大规模的区域考古调查[2]。 先有实践，伴生理念，再有概念，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和融合外国考古学的优秀经验和成果，中国的聚落考古如此，中国的公众考古亦然。换言之，中国的公众考古既非直接、全盘接受西方公众考古的产物，更不应被无限缩小、省略至零，并简单、盲目地套上西方舶来品的衣帽，乃至造成学术史盲区、认知误区，忽视了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大众化发展进程、社会历史作用和学科建设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