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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单的讨论和小结 通过以上对中国考古学发生——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期间中国考古学大众化早期历程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公众考古有以下八个方面值得关注与探讨。 第一，中国考古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起步早、历程长，源流清晰，序列有秩，谱系相续，具有原发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如果确如很多持中国公众考古为西方舶来品说者认为的，西方公众考古学始于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C. R. McGimsey)于1972年出版同名著作《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一书[33]，并且这一观点不至有误的话，那么中国的考古大众化还具有先发性特点，甚至走在了西方公众考古兴起之前。 第二，中国考古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方式，广泛多样、类别众多。目前西方公众考古采取的基本范式，如图书报刊、图录挂图、考古教育参观活动、陈列展览、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乃至影片摄制等，在中国考古学大众化的初期，已多有实践、充分开展并形成规模，具有本土化、群发性和兼具上述各种形式的整体结构性。如果日后可证西方公众考古的发端要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么中国考古大众化的历程还应该与其共有同步性的特征。 第三，中国公众考古与社会公众的结合方式，具有专家倡导、政府支持、社会和大众参与的特点。这一特点不像西方公众考古是政府参与、民众参与和民众导向那样分先后的三个发展阶段[34]，而是更多地在个体倡导、群体觉醒、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呈现出政府参与、专家倡导和公众导向相伴相生、内外互动、相互融合的方式，尽管有时也会呈现出以政府、业界和专家倡导为主，社会大众响应为辅的某些不平衡现象。 第四，中国公众考古缘起于向社会大众传播、普及考古学知识和理念，藉以凝聚民族感情，增进爱国情怀以及启迪大众智慧，丰富文化涵养，提高全民素质等功能，与后来西方公众考古发端于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的初衷，各有缘由，各有追求，不尽相同。而中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公众考古和西方公众考古的目标越来越近，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殊途同归的特点，具有了某种同归性。 第五，关于被国内很多人在各种场合反复争辩的Public Archaeology之名，究竟该翻译成“公众考古学”，还是“公共考古学”，我们认为两种译法并不矛盾，不必强求非要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因为社会化和公众化都是考古学需要面对的两个领域，从考古学科建设角度讲，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将是未来相辅相成的两个考古学科分支的增长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公众考古仍将持续大众化的传统，以更广泛地吸引大众参与和互动为主要走向。 第六，提倡和实践中国公众考古，不能以取代考古学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和追求科学真理为代价。尽管公众考古追求将考古学发现成果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转换为可为社会公众利用的通俗的知识成果和文化成果，但如何做好利用？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坚持张忠培先生提出的基本原则，即：利用也有层次之分，大致可分为专业学术研究者之利用和非专业人士观赏之利用，后者主要用以陶冶心境、丰富文化涵养和提高素质。古代遗存的基础利用是考古学利用，只有考古学才能认知其价值，才能提出发掘与否的保护方式、保护级别，提出应该怎样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的要求[35]。另一方面，要以他最近为《大众考古》的题词为目标：“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36] 第七，中国公众考古的实践乃至其概念是否由西方传入，其实并非那么重要，这就如同考古学虽然是从西方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因此影响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发展，并没有影响中国考古学走自己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并为世界考古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从考古学史和学科建设角度厘清中国公众考古的源流和谱系，事实求是地还原中国考古学史的历史进程和学科发展的本来面目，对于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公众考古又显得极为重要。 第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但要继续加强和加深对西方公众考古的准确、正确的认知和理解，还要在中国自己走出的公众考古的道路上，不断建立可与西方公众考古交流沟通的体系，充实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公众考古乃至公众考古学，并为此做出中国的贡献。凡此，才应该是我们持续追求包括公众考古在内的考古事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