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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者在上海为宣传亲日思想、美化侵略战争，通过大力办刊和拉拢文化界人士有目的、有计划地炮制了一系列的亲日历史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者采用随意比附、歪曲历史的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影响了历史研究的准确性。而其中的反战论调、合作论调、研究论调，均体现出日伪当局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统治要求。亲日史学随着上海日伪政权的发展而走入高峰，也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而宣告终结。 【关 键 词】抗战时期 上海 亲日史学 【作者简介】符静，女，湖南花垣人，博士，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937年11月，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不到四个月，上海即告沦陷。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上海的亲日史学在近八年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和内容逐渐登上各大报刊杂志的版面，并担负起为日伪当局制造“侵华有理”、“投降有据”舆论的重要使命。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作为爱国史学的对立面，以往鲜有学者论及①。然而，作为傀儡政权着力扶持的“官方”史学，亲日史学存在于1937—1945年日伪占领下的上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对其特点和内容进行认真而充分的研究，就难以准确解读当时上海的抗日史学，更无法客观评价沦陷区史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并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文化现象。因此，这里结合上海沦陷时期的社会环境，考察亲日史学的发表途径、研究者和研究内容，总结其特点、刊发文章并评价其内容。 一、两类刊物 在上海沦陷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书籍和报纸迅速萎缩，期刊业反而一枝独秀，呈现出畸形繁荣的景象，这些期刊成为沦陷时期言论发表的主要载体。这一时期的亲日史学，主要出现在两类刊物上：一类是日伪当局主办的以介绍时政、评论时事为主的政论性刊物，如《更生》、《政治月刊》等；另一类则是由日伪政客或与日伪有牵连的文人主办的文化类刊物，如《东方文化》、《风雨谈》、《古今》等。 (一)政论性刊物 在涉及亲日史学的政论性刊物中，《更生》较有代表性，它的诞生和发展与汪伪集团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更生》周刊于1939年4月创刊于上海租界。继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之后，汪系宣传骨干林柏生、李圣五等在日方的支持下，相继前往上海暗中收买文化界人士，拉拢文化团体，准备开报馆及办刊物。《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等一批汉奸报刊相继出笼。《更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最初创刊的《更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它不仅不敢公开宣称是“汪派”刊物，反而费尽心机地辩解自己是“没有立场”的客观公允的杂志，甚至试图伪装成鼓励民众在困境中不要气馁的进步读物。上述意图在它的编辑自述里就流露出来了：“本刊是人民的喉舌，绝对的公开，执笔的同人(仁)也全都抱着一个像古书上说的‘鉴空衡平’或是向(像)外国人说的‘白纸’的客观态度，接受一切。”[1]“其实，本刊根本够不上有资格配说‘有什么立场’；出一本刊物，何必一定要有什么‘立场’和‘背景’?……如能为国家有真正谋福利的提议，我们就赞同它，也谈不到什么汪派不汪派的”[2]。《更生》早期不敢公开支持汪精卫集团，提倡用笔名和隐蔽的方式来写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沦陷初期抗日的呼声高涨，投降派的观点被社会主流舆论所鄙夷，刊物对此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混迹于租界，更好地假借“中立”、“客观”的态度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和平”思想。 不久，随着汉奸活动的日益嚣张，曾经宣称“没有立场”的《更生》很快露出了它亲日卖国的本来面目。它在刊物中抨击反日文章是“抗战八股”，并肉麻地赞扬汪精卫的汉奸言论是“旗帜鲜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新论，是上海舆论界“转变的曙光”，是“孤岛难民”的代言人[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沦陷，《更生》也由原来的向租界登记转为向伪政府登记。此后，刊物不用再做伪装，于是放开手脚大力配合日伪当局的政治宣传。就这样，《更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最初的刻意抹杀立场，到遮遮掩掩的替汪伪宣传，再到最后大肆鼓吹日伪政策，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汉奸舆论阵地。 《政治月刊》也是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日伪政论性刊物，它创刊于1941年1月，隶属于汪伪《新中国报》系统。尽管该刊的社长袁殊和编委鲁风、吴诚之等人都是秘密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但由于《政治月刊》定位于政治，又属于汪伪机关杂志，大力宣传伪政府政策便不可避免。《政治月刊》自诩为“当代最严肃之政治性综合刊物”[4]，时人也评论它是“追随了‘汪伪’国民政府的政策而发展的”[5]。《政治月刊》出过多次专辑，如“新国民运动”特辑[6]、“清乡”特辑[7]、“收回上海租界”特辑[8]、“中日同盟一周年”特辑[9]等等，刊发伪政府要员的讲话，紧跟伪政权的政策，汪精卫、周佛海、周化人等汪伪要员常为其撰稿。 (二)文化类刊物 《东方文化》创刊于1942年7月，每卷六期，1943年6月出至第2期第6卷后终刊，前后历时约一年时间。在这份“以阐扬文化，讨论学术，介绍新知，发表创作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上[10]，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如《西戎续考》[11]、《司马相如著述考》[12]等。 然而，《东方文化》并不是一份单纯的学术性刊物，它的主办人冯节是汪伪在沪从事宣传工作的干将。冯节时任汪伪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不仅主管着《东方文化》，还担任由日本军方直接掌控的伪上海报业改进协会主任，以及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的总经理。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自己也披露过《东方文化》的经营背景：《东方文化》隶属于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其言论以“《中华日报》一贯的理论为思想的中心”[13]。林氏所谓的“一贯的理论”，其实就是为了配合“大东亚政策”，宣扬以日本为首的所谓“东方文化”来抵制、打击英美文化。由于日伪官办的背景，使这份学术刊物蒙上了为敌伪服务的阴影，其间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明显存在着美化中日关系、宣传“大东亚政策”的倾向。 《风雨谈》是一份在日伪资助下由其御用文人掌控的刊物，它创刊于1943年4月，1945年8月出至第21期终刊。《风雨谈》的主编柳雨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地参加汉奸文化活动，与日伪关系密切。他先后于1942年11月和1943年8月两次出席日方举办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并积极提供文化奴化建议。《风雨谈》的出版者太平出版公司成立于1943年，由柳雨生、陶亢德主持，是一个与日伪三通书局一样从事文化奴化宣传的机构。 《风雨谈》主要刊载诗歌、散文、随笔、学术论文等，史学论文也有相当数量。正如伪《申报年鉴》所介绍的：《风雨谈》是一份“综合性的文艺期刊”[14]。由于柳雨生与华北沦陷区一些作家交厚，使得该刊不仅有上海作家的作品，还吸引了身处北京的周作人、沈启无等人前来投稿，当时的“南北名作家均有作品刊载”[15]其上，为这份文艺刊物扩大了社会影响。 《古今》创刊于1942年3月，终刊于1944年10月，共出57期。《古今》主办者朱朴在办刊之前曾担任过汪伪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刊物在12期以前由李世群掌管的“国民新闻社”印刷发行，并向“该社自李社长(世群)以下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16]；周佛海也以个人名义捐资赞助《古今》，为其提供经费来源[17]，这一切都使《古今》具有不名誉的背景。 《古今》内容偏重于文史，涉及题材广泛，所刊载的文章既有自传式作品，如周佛海的《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也有历史考证和文史掌故，如《四库琐话》[18]、《〈水浒传〉作者考》[19]等。《古今》的作家群既有上海文人，也有华北作家，更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等汪伪党政要员。《古今》“就作者身份之‘显赫’和散布沦陷区各主要都市的情况而言，非仅就上海，就是在当时日伪整个统治区中，再没有别的刊物可与之比肩”[20]。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爱国文人皆耻与为伍，不愿向其投稿。《古今》的创办经历使其无法摆脱汪伪的政治影响，多多少少带有“和平刊物”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刊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文史刊物。 以上是上海沦陷时期刊发亲日史学相对较多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实际数量当然不止于此，因篇幅有限，不一一详说。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提到的日伪刊物上刊载的并非全是汉奸言论，其中也偶有弘扬民族气节、委婉表达爱国热情的作品，这些作者如何冲破日伪的宣传统治藩篱不得而知，但其中反映出的抗日与亲日思想之间的斗争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