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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个基本论调 通过日伪当局和亲日文人的共同“努力”，上海的亲日舆论以各种方式逐渐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就亲日史学而言，文章数量虽多，但其中心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论调上，以下分别选取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分析。 (一)“反战”论调 自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起，至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是上海各级伪政权频繁更替的时期，初称“大道政府”，后改“督办上海公署”，最后成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市的市政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以战逼降。在这种政治军事环境下，沦陷区一部分民众由恐惧战争、害怕失败，进而产生观望甚至苟安的心理。日伪当局为配合前线侵华战争的需要，借机利用民众害怕失败的心理，在沦陷区以反战、爱国的名义展开了较早一轮的宣传攻势。日伪文人也首先将讨论的主题定在了为“战必亡”、“和为上”的投降思想寻找历史依据上。 1939年5月《更生》周刊打着检讨历史文献错误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的旗号，开辟了一个《古文检讨》的新栏目，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者对于《后出师表》中“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一句话表示了否定，并明确指出：“倘使伐与不伐，可决定同是一亡，结果劳师丧民的伐，有什么价值?……凡是不能成功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的任何名正言顺的计划，都是不应该随便决定的。”作者还提出检讨历史的标准应该以“人类相爱的标准”、以“博爱”的标准为依据。言下之意，既然抗战必败，那么民众就应该放弃抵抗以保性命，至于国家兴亡倒并不重要[24]。 1939年6月，《更生》又刊出一组题为《观海楼读史稿》的系列文章，其中《论晋魏绛宋秦桧之贤奸》一文，表面论的是春秋时期晋国魏绛和宋代秦桧的“贤奸”问题，实际说的仍是当时在日本侵略下，中国所面临的“和”、“战”选择问题。作者认为衡量历史人物“贤奸”的标准是“在心不在迹”，所以秦桧的大罪不在于与金人“议和”，而在于他因“阴谋狡毒，忌贤害能”的低劣品质被清流所抨击，导致后人不敢提“议和”，这才是真正的大罪[25]。 还有1942年在《政治月刊》上刊出的洋洋万言的《求己录论和战》。这篇文章刊出之时虽已过了“和”、“战”讨论的高潮期，但却是前期“和”、“战”之辩的集大成者。作者将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诸多征战一一加以评论，不但对此前的“和”、“战”之辩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且将“抗战必败论”推向了极致。例如文章认为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完全起自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耗空国库，拖累人民，可谓是“屡次出师，得不偿失”，使西汉走上了衰亡之路。作者旁征博引，使这个观点看起来有理有据。然而，我们客观地回顾历史就能看到：军事出击源于匈奴对西汉民众生命财产的虏掠和破坏，虽然因军事损耗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但出击换来了北方地区的安宁。又如作者在谈到晚清天津条约时，以推崇的口吻说：“晚清曾文正公主持天津和议，不惜以身负谤，拌声名以顾大局，虽清议不暇惜，虽文人传世之笔亦不暇避，必有如此魄力，始能言和。”晚清政府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损害国家利益，签约个人固然不能为此负全责，但签下这样的“和议”也绝难在历史上定位为爱国行为。作者在此却非要抬高求和者的地位，把他们描绘成替国家大局着想，不惜抛下个人荣辱的民族英雄。《求己录论和战》一文如此卖力地论证过去历次战争的错误，强调求和的好处，甚至把中国当前的抗战说成是“求战”而非“应战”，将中日矛盾淡化为“疆场小耻”而非“骨肉之仇”，其目的就是想抹煞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为各色汉奸顺利投敌作铺垫。作者不论是非，不看情况，对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议和才能不伤国体，战争则是好大喜功，显然成为汉奸集团的说词[26]。 (二)合作论调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伪倡导的“和”、“战”之辩有了初步的结果，接下来就是探讨怎样“和”的问题了。从1942年起，亲日史学逐渐转向为中日“联合”寻找历史依据。 1942年11月发表的《连日兴亚的先觉者黄遵宪》一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为把黄遵宪塑造成历史上“提倡联络日本复兴东亚的先知先觉者”，就从黄的著作《日本国志》和诗歌入手，因在其中找到“兴亚”两个字，就断章取义地下结论道：“按一般少见多怪的人，以为‘兴亚’两字乃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为日本方面所‘杜撰’的，其实黄诗人在光绪八年即首先铸造这个名词，后来到了民国二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为日本内田良平撰墓志铭亦用过‘兴亚’二字，可见现在大家都是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27]。其实，作者对中国“现在大家都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倒是他自己为了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有意曲解历史。首先，黄遵宪固然是中国“介绍日本”、“研究日本”的“先知先觉”者，但介绍和研究日本，是为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并无“联日”之意，更未提出“联日”口号。即如力图从黄遵宪的著述中证明确有其事的作者本人，也未能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提出这一口号。其次，如该文所指出，黄遵宪乃至孙中山的确都提出、使用过“兴亚”这个口号，但是他们提出、使用这个口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目标，均与作者所比附的日伪统治时期完全不同，黄遵宪是在晚清，孙中山是在民国初年，他们倡言“兴亚”，均以彼此平等互惠为基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条件，以谋求国家自强和发展为目标，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无不了然于心的。何况黄遵宪还在介绍、研究和学习日本的同时，力主以强硬手段对付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阴谋和野心。黄氏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写下过《台湾行》、《哀旅顺》等大量爱国诗篇，以诸如“百代流求在我手，万众一心谁敢侮”等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他对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侵略者的蔑视和不畏强暴的民族自信心的赞颂。该文刻意回避黄遵宪的爱国思想，仅利用黄氏个别诗篇中的片言只语，就将其塑造成了一个“联日兴亚”论者。并将此杜撰的黄遵宪思想与日伪当局的“联日兴亚”理论等同起来，不仅是对黄遵宪个人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1944年12月《政治月刊》上发表的《活跃在晚清外交界的姚文栋》一文介绍清末姚文栋的外交事迹。作者赞成姚氏在《筹边论》中建议中国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国的观点，因为“日本至于中、俄，犹春秋晋楚之有郑。得郑者强，失郑者弱。何言之?使俄与日本为一，则俄长伺衅于卧榻之旁，中国必不能安枕；日本与中国为一，则日为中国守门户，中国可以高枕”[28]。这段话显然是混淆视听。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亟欲瓜分中国，日本与俄国的野心是一样的，所谓“为中国守门户”无非也是在争夺利益地盘，怎能说与日本结盟就可以让中国高枕无忧了呢?文章借评说晚清人物的外交思想来借机论证中国自古就有与日本联盟的理论，也暗示当前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 亲日史学家要论述与日本联合的好处，自然离不开攻击英美。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抨击、丑化英美的文章大量出现，内容多以控诉英美对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的侵略为主，其目的是要引发人们对英美的仇恨，并企图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伪装成是帮助东亚民族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义举”，进而说明“东亚联盟”的重要性。如《百年来的血债!》[29]、《一百三十六年来反英政治之总结》[30]、《东方民族被侵略的经过》[31]、《南洋民族与过去的英美帝国主义》[32]等。 (三)研究论调 1940年到1943年，是华中各级伪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汪伪南京政府政治统治日趋强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亲日史学中除了像前述那些明目张胆地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依然层出不穷之外，一批看似与现实无关、实则委婉地为日伪当局服务的历史文章也悄然出现。这些“研究”文章大多篇幅较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更具学术性，也更具迷惑性。 1941年2月在《更生》上连载的《一个典型的政治家——郑子产》一文，表面上是研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如何在“强邻环伺、国难当头”的时候制定国家政策，实际上却是处处在影射现实。例如作者大力歌颂郑子产“不御寇”的主张，认为正是子产不主张对外兴兵，不“徒逞一时之快”，而积极致力于解决内政问题，才获得了“全盘的和平”，这其实正迎合了汪伪联日反共的思想[33]。又如作者赞扬子产的军事手段高明，说他“善于用兵”，且很注意“对于战败国战后秩序的维持”，这其实是在美化日伪侵略者，暗示日本为维持“战后秩序”而建立的伪政权是合理合法的[34]。 在1941年8月刊登的《清代的户籍与保甲》一文中，作者在比较了明清两代的户籍和保甲制度后总结道：“保甲制之本身，含着必得任用奸滑之徒的因素，自然流弊丛生，无法遏止——除非根本不要保甲制，所以说：保甲制不是圆满的地方制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是汪精卫集团筹划清乡运动之际，文章大谈明清保甲制度的流弊，容易让读者以为作者是在暗中反对日伪的保甲和清乡。恰恰相反，文中的一句点睛之笔揭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保甲之制……不如现行警察制的十分之一”[35]。作者不赞成保甲制是因为他认为警察制能更有效地管理地方，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为日伪政府服务。 1943年，杨鸿烈在《东方文化》和《古今》上先后发表了《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两篇学术长文。《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一文以晚清驻外使馆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外交史实，检讨其中存在的问题，灌输新的外交思想，作为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但这样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却用来为日伪当局提供借鉴，成为“改进我国(笔者注：汪伪政府)外务行政效率的参考”[36]，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37]一文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作者用大量史料论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设置驻意大利使馆的历史，却在文后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承认汪伪政府的外交合法地位，使学术论文沾上了亲日色彩。 此外，还有如1944年4月《中华月报》上刊登的《老庄典籍东渡考》，是一篇考察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进入日本并影响日本文化的学术论文。作者查阅了许多中文、日文资料并有规范的注释，对我们了解日本传承中国道家思想的历史有所帮助。但作者选题和写作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他看来，“老庄典籍之东渡，是为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的事实，际此‘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之一‘文化沟通’高呼入云的时候，提出这一个问题来‘考证’一番，大概不能说是一件‘多余之举’吧?”[38]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到作者为沟通“中日文化”和宣传“东亚联盟”所做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