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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抗战时期上海的亲日史学是日伪当局有目的、有计划扶植起来的“官方史学”，充分体现了日伪当局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统治要求。伪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压制反日言论，大办亲日刊物，并通过收买、恐吓等方式收罗了一批亲日史学家为己所用，在幕后策划和炮制了各类汉奸言论。其中既有借史论今，旗帜鲜明地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的；也有以研究历史问题为名，委婉为统治者服务的；还有一些作品虽未涉及亲日内容，却也被强拉上场装点门面的，这些文章都成为了日伪当局文化宣传的工具。 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常常对历史采取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准确性。由于亲日史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其中重复选题、人云亦云和喊口号的文章较多。即便是学术研究，因作者带着为伪政权服务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难免断章取义，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亲日史学家选取的某些题材，比如评论历史上某些战争的负面影响、质疑对一些历史人物是否汉奸的评价等等，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然而，这些讨论如果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自然无可厚非，可研究者在全民族艰苦抗战的关头，为宣传亲日舆论而随意歪曲、影射、比附历史，这样的分析自然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也最终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而告覆灭。 注释： ①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抗战时期史学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多，且基本上都集中在抗日爱国史学方面，主要有田亮的专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洪认清的《论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和黄静的《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1—1945》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杜学霞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史学研究》等。目前对亲日史学，尤其是沦陷区的亲日史学研究仍很缺乏。 参考文献： [1]开场白[J].更生，1939(1)：2. [2]告关怀本刊的读者[J].更生，1939(8)：29. [3]伯明.上海之舆论界[J].更生，1939(5)：7. [4]封底广告[J].政治月刊，1943，5(3). [5]因明.几个偏重政论的刊物[J].政治月刊，1942(6)：138. [6]“新国民运动”特辑[J].政治月刊，1942(2). [7]“清乡”特辑[J].政治月刊，1942(1). [8]“收回上海租界”特辑[J].政治月刊，1943(2). [9]“中日同盟一周年”特辑[J].政治月刊，1944(5). [10]本刊征稿简章[J].东方文化，1942(4). [11]夏剑臣.西戎续考[J].东方文化，1943(1)：79-85. [12]郑嘉茀.司马相如著述考[J].东方文化，1943(5)：56-59. [13][22]林柏生.《中华月报》复刊献辞[J].中华月报，1943(1)：9、8-9. [14][15][21]申报社.申报年鉴[Z].上海：伪申报社，1944. [16]周黎庵.编辑后记[J].古今，1942(12)：17. [17]金性尧(文载道).悼黎庵[J].万象，2004(1)：66. [18]庾持(黄裳).四库琐话[J].古今，1943(6)：13-17. [19]谢兴尧.《水浒传》作者考[J].古今，1943(23)：15-17. [20]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64-365. [23]本报特约撰述[J].中华月报，1943(1). [24]萧谷神.古文检讨——诸葛武侯后出师表[J].更生，1939(4)：23-25. [25]奇梵.观海楼读史稿[J].更生，1939(1)：23. [26]伯孚.求己录论和战[J].政治月刊，1942(2)：91-107. [27]杨鸿烈.连日兴亚的先觉者黄遵宪[J].东方文化，1942(6)：77-80. [28]王子彬.活跃在晚清外交界的姚文栋[J].政治月刊，1944(6)：52. [29]百年来的血债[J].政治月刊，1943(2)：41. [30]逸名.一百三十六年来反英政治之总结[J].中华月报，1943(2)：3-6. [31]方亮.东方民族被侵略的经过[J].东方文化，1943(6)：19. [32]张达愚.南洋民族与过去的英美帝国主义[J].东方文化，1943(6)：36-37. [33]高唐.一个典型的政治家——郑子产[J].更生，1941(6)：175-178. [34]高唐.一个典型的政治家——郑子产[J].更生，1941(7)：205. [35]卒岳成.清代的户籍与保甲[J].政治月刊，1941(2)：72-77. [36]杨鸿烈.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J].东方文化，1943(1)：33-34. [37]杨鸿烈.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J].古今，1943(26)：23. [38]张达愚.老庄典籍东渡考[J].中华月报，1944(4)：60-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