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群“研究者” 从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历届傀儡政府为配合日军的统治需要，通过查封报馆、取缔刊物、审查内容、引导舆论等手段，全面取缔上海华界反日爱国言论的发布渠道。然而，在大规模的压制抗日言论之后，一些报刊或出现空窗或干脆停刊。为了防止上海的文化界过于萧条，更为以后能有力地宣传亲日思想，日伪当局必然要新建舆论阵地，并拉拢、收买文化界人士。 负责汪伪宣传工作的林柏生尤其重视上海，他明确指出汪伪在上海办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是“对于中央诸领袖的言论与施政记载特详，社论及星期评论，足以代表中枢及宣传部的见解”的[21]。而上海的《中华月报》则是“以《中华日报》的培育而以互为表里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黑暗的舆论界”，它可以长篇大论的“清理”革命理论，“分析”时局问题，“瞭望”国际大势，可以更有力地配合汪精卫集团的政治宣传活动[22]。在汪伪势力的威慑之下，复刊后的《中华月报》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其作家群更为庞大，被冠以“本报特约撰述”人的就有56位之多，这个规模空前的编委和作者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沦陷区的文化名流[23]。其实，这些人背景各异，并非都是亲日派，也并非都是心甘情愿地为伪政权服务，其中不乏受到伪政权威吓、利诱、欺骗之后被强拉起来装点门面的，我们不能一概地加以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伪当局费尽心力主办和资助各类亲日刊物之时，一批伪政权的政客和御用文人，已经自觉跳出来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了。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宣传部编审司司长、伪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伪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杨鸿烈就是其中之一。杨鸿烈早年学习历史，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致力于法制史研究，他在附逆之前已经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法制史专著。杨作为学界专家，在抗战时期本应利用所学为国家民族服务，可惜的是，他选择投靠傀儡政府，担任伪职，并写下了一些明显美化侵略者、歌颂日伪政策的文章。其他还有如曾担任汪伪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担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伪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的瞿兑之，主持伪太平出版公司业务并在文学界颇为活跃的柳雨生、陶亢德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写过宣传“大东亚文学”、谄媚日本的文章。此外，还有大量以化名和笔名如“点元”、“齐宣”、“津渔”、“奇梵”等写作的亲日史学作品出现。作为沦陷区统治者的传声筒，完全可以用真名实姓大摇大摆的来写作，但这些化名作者却刻意影藏身份，其目的无非有两个：第一是考虑到躲在幕后可以更好地替主人发言，怕因身份暴露后引起爱国民众的反感，不利于宣传；第二则是有人可能预料到自己所写的文章将来会受后人唾骂，因此故意用化名。总之，不论真名也好，化名也好，这些人的学识没有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为其捞取政治资本的进身阶，其作品也往往为了迎合日伪的需要而空喊口号，歪曲历史，质量不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