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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时期唐代帝陵形制的特征 初唐时期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布局设计“斟酌汉魏”制度，同时吸收南北朝帝陵的不同传统，试图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 唐高祖献陵在建造之前，曾有廷议。高祖李渊遗诏中提出“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的原则，但究竟按照汉魏的哪一种规矩则有不同意见(11)，太宗“诏山陵一准汉长陵故事，厚送终礼”，秘书监虞世南谏曰：“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12)太宗一时难以决断，“付所司详议”，司空岑文本建议：“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13)太宗最后看来是依岑文本的意见设计和修筑献陵(14)。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现高约18米，合唐尺六丈余。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东侧及东北，这些特点与汉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及神道石刻为汉陵所无(15)。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16)。献陵陵园北部偏东探出的建筑遗址紧邻陵园，坐北向南，周环墙垣和隍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测这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这种将陵寝建筑紧邻陵园的做法也与汉陵相仿。 唐太宗昭陵开唐代“因山为陵”之先河，虽然也声称参照了汉代陵寝制度(文献透露出模仿汉文帝霸陵之意)(17)，但在具体的设计和布局上多有创新，与献陵几无相似之处。因山势在九嵕山南面悬崖开凿玄宫，南北山梁上分别建造南北司马门，东西不设门，也没有环绕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缓开阔地带建造寝宫。北司马门从外向内(从北向南)依次为三出阙、列戟廊、殿堂式大门。寝宫宫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南面为宫城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大明宫极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东南面。陵园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马门树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昭陵六骏”石屏，前无古人。写实性的“十四国蕃君长像”石人具有纪功宣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18)。 盛唐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确立的阶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代文献称之为“壖垣”或“行墙”)，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第1对阙台(宋代称之为“鹊台”)通常距第2对阙较远，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过2000米，其间中轴线的西侧建造下宫，东侧分布陪葬墓。第2对阙(宋代称之为“乳台”)距离南门阙距离一般为不超过1000米，两者之间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南门外还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蕃酋殿的位置曾发生变化，乾陵将之安排在南门与南门阙之间，桥陵及以后则将移至南门三出阙以南。 四门门阙及第1、2对阙均为三出阙，三出的转折较大，30～60厘米；阙台底部外周有石块基础；夯土台基外包砌砖壁。 寝宫(后称下宫)位于第1对阙(鹊台)与第2对阙(乳台)之间的西侧，宫城规模较大，乾陵下宫面积145000平方米、桥陵下宫面积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城垣；较大的建筑基础为数条平行的夯土基构成。 陵园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四门外各立石蹲狮1对，北门阙以外再立石马和牵马人各3对(乾陵北门外还有石虎1对、尚不明确的石刻1对)，南门阙以外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对、翼马(或麒麟)1对、鸵鸟(或鸾鸟)1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以及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体量高大，如门外石狮高达2.7～3米，石人高达4米左右；10对石人均为手柱仪刀的武将形象，乾陵石人头戴小冠，定陵、桥陵则头戴鹖冠；鸵鸟较为写实，颈、腿细长。还有一种石刻值得注意，乾陵南门门址两侧现存1对石座，其上有石人的残脚，应该是守门武士石像。 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桥陵的总体设计布局和石刻组合分别吸收献陵、昭陵两者的设计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园墙垣(乾陵陵园西南角和定陵、桥陵陵园东北角因地形限制内收或外扩，但仍为直线转折)、神道石刻最南端为1对石柱、四门外设置1对石狮等源自献陵(献陵为1对石虎)；因山为陵、北门外设置6匹石马、南门外设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设在北门内)、门外设三出阙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还有学者认为高宗太子李弘(谥号孝敬皇帝)恭陵的神道石刻组合和造型对乾陵神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响(19)。无论如何，乾陵陵园形制标志着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园基本按照这一布局设计建造。 中唐的玄宗泰陵——穆宗光陵延续盛唐时期帝陵形制，略有变化。仍然是“因山为陵”，但陵园平面多随山势而定，除了南墙垣地处平地或缓坡呈东西直线外，其他三面墙垣多沿山梁蜿蜒曲折，平面形状大多不规则。东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对应。门阙及乳台阙、鹊台阙虽仍为三出阙，三出的内折部变小，一般在10～20厘米左右，不再用砖包砌，只在夯土台基表面施白灰墙皮。 下宫规模减小，如泰陵下宫宫城面积23100平方米，崇陵下宫宫城面积26800平方米；宫城平面多为长方形，不再是内外两重城垣，北面不设门。 陪葬墓急剧减少，甚至没有陪葬墓。 从泰陵开始，石人体量变小，分为左文右武，东侧为手持笏的文官，西侧仍为手柱仪刀的武将。鸵鸟不再采用写实手法，逐渐失去鸵鸟原型，颈、腿变得粗短，或许这一时期的应当称之为“鸾鸟”更为合适。翼马定型化，不再出现兽头的麒麟。蕃酋像更为注重表现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尤其出土蕃酋像数量较多的泰陵、崇陵，不同的蕃酋石像可以看出北方民族、中亚民族、南亚民族的多种特征。在建陵陵园城垣附近发现的马头人身石像和猴头人身石像，显示着这一阶段还曾流行在陵园周圈埋设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的敬宗庄陵——僖宗靖陵，陵园形制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有3座陵园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为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的设计。陵园规模逐渐变小(贞陵是一个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为陵”的陵园，边长仅500米左右，“因山为陵”的章陵边长也不过800余米。 陵园石刻的种类不见减少，但在数量上有减少的趋势，在体量上有变小的趋势。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与前一阶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无几。 或仅有1座陪葬墓，或没有陪葬墓。 这一阶段中，贞陵是一个特例。陵园规模巨大，南北门之间的间距达3500米，在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宫宫城规模也较崇陵要大些。陵园石刻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种类，南门门址残存4个石座，从石座的结构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个守门武士的雕像。南门外两侧还发现一个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残存有榫眼，座上原来的石雕应为一形体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变得程式化，服饰不再多样，稍显雷同。个中原因，容另文详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