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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关 键 词】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历史哲学探索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男，广东省丰顺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一、章学诚著述的理论勇气 章学诚是人们熟知的杰出史学评论家，但同时他又是清乾嘉时期历史哲学领域出色的探索者。《文史通义·原道》篇堪称章氏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显示出两项鲜明特色：一是，在当时士林人物醉心于训诂考据，视文献整理注释为学问之全部的学术气氛下，章学诚却要苦苦探求人类社会的起源，治国方法、政治制度如何演变，“道”的本质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其理论探索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确为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二是，章学诚的哲学探索，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他不作纯理论的探讨、经院式的玄思默想，而是与社会实践，尤其与学术风气的健康偏枯、治学宗旨的明确与否直接相联系，因而其探索和主张有鲜明的批判性、创新性和超前性。正因为如此，章氏具有闪光的思想在当时的遭遇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当时主流学术界几乎无人理解《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甚至有的学者竟对之发出“不知此人做何等学问”的嗔怪。《原道》篇即招致了许多非难。邵晋涵与章氏交往多年，他也坦言连章学诚朋友圈中的人士都对《原道》篇的内容不满，认为“陈腐取憎”，云：“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邵晋涵的看法较之其他友人明显要通达一些，对章氏表示理解，但实际上也未能讲出章氏阐释“道”的深刻意义何在，而只停留在认为其语出自然、不作矫饰，多有精意而已，故云：“余谛审之，谓朱少白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1](《内篇二·原道下·邵氏晋涵曰》)章学诚从事《文史通义》的撰著，是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承受着巨大压力，曾写信给钱大昕，很深沉、很痛切地披露个人心迹：“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2](卷29，《上钱辛楣宫詹书》)还有一件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章学诚身后，其次子华绂在河南编辑刊刻的《文史通义》版本(称“大梁本”，刊刻于道光十二年)中，竟对《原道》篇中的一些关键语句作了删改。证明章学诚在篇中的议论在当时惊世骇俗，至其逝世之后二三十年，华绂仍感到很有压力，由此更可明白章学诚著书时具有何等的理论勇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