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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夷混居状态形成的历史影响 汉—夷混居状态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汉—夷混居促进了东北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 汉代的源自中原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汉代东北边疆民族则是先秦东夷族的后裔。在先秦时期，东夷族与华夏族都曾作为我国的统治民族开辟朝代，东夷族建立了商朝，而汉族建立的周朝又继殷商而立，从这一角度出发，两个民族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有着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周朝建立后，周人对于殷商遗民虽有存亡续绝之意，但亦不缺取乱侮亡之心。一方面周王朝并没有灭绝商人族裔，甚至作为帝乙长子、纣王庶兄的微子启还被封为了诸侯，武王对箕子的尊重也足以说明问题，但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种种措施对之加以防备，管叔、蔡叔即被周公分封至殷商遗民居地坐镇以对之进行统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周王朝对待殷商遗民的态度始终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与防备之心，华夏与东夷的矛盾从来没有被根本性地消除。商人屡有反意，并事实上付诸了行动，虽然这些带有叛乱性质的行动最终都被镇压，但表面和平的背后是双方并不平衡的实力对比。相比于逐渐式微的商人而言，以华夏族为根基的周王朝的总体实力是不可对抗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的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至诸侯手中，但亦非东夷所能抗衡。因此，虽然在整个周代，以殷商遗民为代表的东夷族人从来没有能给周王朝的根基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但武力镇压对缓解双方的矛盾并不能起到正面作用，民族间的相互仇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双方的民族矛盾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消除过。 这种情况直到汉代才得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汉—夷混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之间唯有长期的相对的和平共处，才能在不断的接触与了解中彼此接受，相互认同，进而变得亲密共存。汉代的东北地区恰恰体现了这一民族交往的状态，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彼此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双方不再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种群间的界限也逐渐地被打破，并混同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双方在保留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同时，在伦理信仰、风俗习惯等最具备民族特征的方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汉族的学术思想与伦理道德为东北边疆民族所崇尚，汉族的风俗习惯也被他们所广泛地接受，同时，很多东北边疆民族的礼仪风俗也成为汉族社会中的时尚，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事物也在汉族居地广泛地流传。这说明，汉代的东北地区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混居融合特征，各族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互相融合，这种双方相互的认同与接受为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源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双方交流与融合的深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开始真正形成。 从文献的记载推测，这种民族融合的潮流很可能是从汉代开始真正形成规模的，也就是说，汉代应该是东北民族融合的奠基期。 第二，汉—夷混居是汉代的东北地区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先秦时期，东北的边疆民族基本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渔猎与游牧是他们最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相对滞后，原始的石器生产方式仍然较为流行，社会组织形式也较为落后，从精神文明的角度而言，更是处于原始而野蛮的状态。相比较而言，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华夏族乃至后来的汉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处于更为先进的地步，农业文明的先天优势使得他们在文明程度上走在了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东北汉、夷杂居区的形成，汉族将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文化传入到东北地区，东北边疆民族迅速受其影响，基本上都走上了逐渐汉化的道路。农业文化在东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生产工具上，从考古发掘来看，东北各地都有大量中原制式的农业生产工具出现，在靠近汉郡的地区，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铁制农具，而在较为偏远的地区，也有仿制农具出现。农业在东北边疆民族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民族已经将农业作为最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如高句丽，“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1］843-844，农业已经成为高句丽等族最为重要的经济成分。而汉族的思想文化也在东北边疆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王充曾论：“辽东、乐浪……周时重译，今吟诗书。”［10］这一方面说明东北边疆民族在语言文字上在周时尚需翻译，而在汉代已经可以非常流畅地使用汉语和汉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族的思想文化在东北边疆民族聚居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切的进步都依赖于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长期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而汉族—东北边疆民族杂居区的形成，正是这种接触与交流得以长期稳定持续的基本保障。 第三，汉—夷混居是汉代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王绵厚先生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汉文化”在历史上的东北是一种主体性文化，我们审视东北地域文化时需要从“汉文化圈”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汉文化圈”在东北传播要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是“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在东北的确立期，即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和边域的广泛深入传播期。”［11］这一论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东北的区域文化，是汉文化与东北边疆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后才产生的。而这种融合与交流需要汉民族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长时间、频繁的相互接触才得以形成，汉—夷混居无疑是这种长期接触的重要保障。 这种混居状态对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以及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基本在汉代东北各个民族的身上都能有所体现。以高句丽族与乐浪郡的关系为例，乐浪郡本为汉郡，“自汉置乐浪郡，至该郡为高句丽所并，前后400余年间（前108—313），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在此期间，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辽东、辽西和幽州各郡。”［12］在此期间，汉文化以种种形式影响着高句丽。在生产方式上，汉代的高句丽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学术思想上，儒家思想在高句丽十分盛行，诵读中原诗书成为流行的文化活动；风俗上，汉服成为高句丽族的流行服饰；政治上，高句丽臣服于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册封。同时，高句丽的很多民族文化也流传到中原内地，如其“好蹲踞，食用俎机”［13］的风俗，在中原地区已经广为人知。这种双方密切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如果没有长期的相互接触与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汉—夷混居极大地促进了汉代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 就艺术性作品而言，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固有的民族性艺术中表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考古资料来看，辽东、辽西以及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出土了大量带有装饰性纹饰的器物。一方面，这些纹饰广泛地描绘了如鹿、豹、羊、猪、狗、鱼等动物形象，这与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渔猎文化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纹饰中也同样带有中原文化的特征，高句丽、夫余等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自不待言，甚至是受畜牧文化影响颇深的鲜卑聚居地也有所发现。如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鲜卑墓葬曾出土“长宜子孙”铜镜，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则出土了带有双龙纹饰的铜饰［14］，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原艺术象征手法，被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所借鉴采用，体现出民族审美意识上向中原地区的靠近。文学作品上，东北边疆民族在汉代的创作我们仅见前文所述的高句丽琉璃明王所作一首诗歌，这首诗可以明显看到受《诗经》影响的痕迹。 汉郡地区则更是如此，辽阳地区曾发现了多处汉代古墓壁画，体现了浓郁的中原文化风格。如棒台子墓葬壁画中有杂技图，其场面宏大，描绘细腻，图中觥筹交错之余，杂技纷呈，浓歌艳舞，人群奔走，在展示了当时辽东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的同时，亦不得不令人联想起张衡《西京赋》中对长安歌舞杂技场景的生动描写。又如辽阳三道壕遗址中有车马仪仗图，其中的仗马图线条饱满，姿态生动，构图写实，整体造型上令人联想起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汉代铜像，两者之间显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总之，无论从任何方面看，“辽阳壁画……继承了中原内地绘画的优良传统……是中原艺术在东北的移植和发展。”［15］文学艺术方面，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时当有辽东太守苏季擅长作赋，另有乐浪令延年存赋七篇，从形式上看，显示出汉代赋体文学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另有高句丽琉璃明王作诗一首，该诗则显然受到《诗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M］.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狮伏堂丛书本. ［2］安鼎福.东史纲目［M］.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王景泽,李德山.中国东北边疆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61.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2-3. ［8］傅斯年.东北史纲初稿［M］.长沙：岳麓书社，2011：34. ［9］李德山.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9. ［10］王充，著.黄晖，等，校释. 论衡校释：附论衡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833. ［11］王绵厚.秦汉东北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 ［12］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43-244. ［13］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16. ［14］孙进己,孙海.鲜卑考古学文化［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2). ［15］佟冬，等.中国东北史：第1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406. ［责任编辑：那晓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