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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朝兴衰、社会形态演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模式与阐述框架，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与奥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都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人。“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国人”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应当是叙述、分析、阐释这一历史过程的学问；其根本目标是揭示“中国人”的人性，包括具体个人的“个人性”、不同意义与层面的人群的“人群性”，以及作为文化人群的“中国人”的人性；认识、叙述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理解、认识关于历史的认识，都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中国人”作为历史叙述与认识，以及认识历史的主体。 【关 键 词】中国历史学研究/历史叙述/历史认识/人为本位 【作者简介】鲁西奇，男，江苏东海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传统时代的中国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是站在高高的庙堂之上，以王朝国家的兴衰更替为核心线索、以“赞治”“资治”为指归的，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①所记内容则多为治乱兴衰、政治得失、民生疾苦及美德善行，盖以历史为经世致用之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则是站在政治革命的立场上，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核心线索，其目标与归结点是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历史基础，在根本上也是服务于现实政治与现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 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与阐释模式，则是“国家—社会”理论与研究方法，它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王朝国家；近代以来，则是形成与成长过程中的民族国家)与社会(研究者使用“民间社会”“地方社会”“地域社会”等概念，或者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社会对国家权力与话语的运用、地方社会或地域社会的建构等方面，并形成了“王朝控制论”“地方精英论”“国家内在于地方”等阐释性理论，其目标与归结点，则主要指向社会建构及其对国家控制、凝聚及提升力量的意义。 王朝兴衰、社会形态演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模式与阐释框架，分别突显王朝国家、社会形态以及“国家—社会”三方面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三方面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作为中心线索，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分析其动因，进而形成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显然，这三种中国历史的叙述、分析模式与阐释框架都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均从不同角度与层面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本质与奥秘，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同时，也毋庸讳言，上述三种历史叙述、分析与阐释理路，是从王朝国家或社会的立场出发的，都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活生生的、具有历史与生活经验的、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其所叙述、分析和阐释的，或者是王朝国家的历史，或者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或者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虽然也有“人”的影子或因素，但却不是以“人”为主体的，所以并非人的历史，不是“中国人”的历史。 而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却首先是指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更不仅是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学，就应当是叙述、分析、阐释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学问。同时，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应当是为了“中国人”的历史学，是为当代中国人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中的地位与意义、“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提供历史素材与思考理路，其根本性目标，乃是认识“中国人”的人性。其主要研究路径与方法，应当是分析不同时代的“人”(中国人)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与认识，弄清历史叙述与认识的实质，进而真正理解并认识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及其实质，也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理解“人”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历史本身。质言之，无论是认识、叙述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还是理解、认识关于历史的认识，都应当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人”作为叙述与认识的主体，这就是“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