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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史家崔述对历代学者附会和伪造的先秦古史系统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仅扫清了古史传说的层层迷雾，而且对历史考证方法作了深入探索，总结出以经证史的用证方法、经传分离的演绎方法、正本清源的溯源方法、区别古今的比较方法。崔述对上述考史方法的运用和总结，为中国传统史学历史考证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 键 词】崔述/先秦古史系统/历史考证方法论 【作者简介】罗炳良（1963-），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在中国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历代学者建构的先秦古史系统作了全面考证，把客观真实的历史和世人演绎附会的伪史区别开来，剥开了先秦古史系统的层层面纱，澄清了许多古书记载与古史传说的疑团，取得了辉煌的考史成就。关于崔述历史考证成果的研究，史学界迄今已有不少成果①，但对他疑古考信的方法论则关注不够，仍然留有研究余地。笔者试图进一步考察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论，以期全面认识和评价其史学成就。 一、“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用证方法 任何时代的史家考证历史，都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崔述认为考证先秦古史应当相信《六经》，因为经书是后世所见距离上古三代最早的记载，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时人时世信息，可信程度较高。他指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1]自序后来的古史传说掺入许多后人附会的伪史，不尽属于真实的历史。崔述这种以经证史的方法，包含着经书记载去古未远的用证方法，形成了考史必须依据原始材料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首先，崔述强调距离历史事实时间越早和方位越近的经书记载越符合历史的真实，可以视为信史。他认为孔、孟的著作距离上古三代时间较近，例如《易传》、《左传》等书，可以作为考史的依据。崔述明确表述其考史宗旨说：“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2]卷下《总目》即使对于包含孔子言论的《论语·尧曰》篇，崔述同样运用这个方法判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真伪。他说：“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于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3]卷2《舜相尧》因为孔子距离商、周时代近，所以记载比较可信；而距离尧、舜时代远，所以记载较为可疑。崔述考证西周的井田制度，发现《孟子》为一说，《周礼》为一说，后人误信《周礼》为周公之书，而不信《孟子》的记载。他指出：“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余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妄为之说……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4]卷3《三代经界通考》阐明考证历史事件或典章制度，必须依据距离其事最近的历史记载，而不能盲目相信后世相距较远的记载和解释，因为原始资料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其次，针对后世有关上古历史的记载，崔述一方面肯定“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4]卷2《经传禘祀通考》，坚持历史考证中“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另一方面又反对盲从汉学家所标榜的汉世近古、凡汉必真、徒徇其名而不求其实，强调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他说：“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2]卷上《释例》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真相，意欲剥去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古人以真实原貌，尤其重视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他说：“士之执一说，守一义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岂足为定论哉!”[5]卷1《读韩子讳辨》认为学者治学应当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应为世俗偏见所左右。崔述考证历史不存成见，更不偏主一家之言，而是最大限度地探究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他考证《礼记·中庸》篇所谓周公追谥太王、王季一事说：“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是以余于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后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6]卷4《周公相成王上》最后根据《尚书·金滕》篇的记载，考证出《礼记》的错误。崔述认为司马迁《史记》记事最为可信，然而所记上古三代历史，沿讹者亦不在少数。例如《史记》记载周公受谗出奔在成王之世，情节与《尚书·金滕》篇记载的周公于武王之世出奔大同小异。他指出：“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6]卷4《周公相成王上》崔述考证出《史记》的不少记事与经传不符，纯属子虚乌有。 在今天看来，崔述遵循与运用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标准，确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历史考证原则，而没有对《六经》本身疑古考信，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因而某些考证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②。但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这已经是非常高超的历史考证方法论了。诚如顾颉刚所说：“‘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的早呵。”[7]序如果我们抛开崔述对《六经》和“圣人”的迷信成分，可以发现其历史考证的原则表现为比较完备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对近代历史考证学家陈垣总结出“史源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