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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耆夜》的注释问题 《耆夜》原文： 武王八年，征伐旨阝(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  为立(位)，作策逸为东尚(堂)之客，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王夜(舍)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恁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胄。嗟士奋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英英)》：“赑赑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求。王有旨酒，我忧以颫。既醉又侑，明日勿稻。”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盈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周公秉爵未饮，蟋蟀 (骤)降于尚(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房按：此处省略了《蟋蟀》歌三章二十四句。)”《耆夜》篇的注释大体有以下三类问题： (一)当注不注 整理者有选择地注释词语，如： 1.周公酬毕公作歌《英英》：“毖精谋猷，裕德乃求。”整理者注“谋猷”和“裕德乃求”，却不注“毖精”一词。“毖精”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始见于宋代，它是由“毖慎”和“精虔”缩略而成，其产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先秦文献中无“毖慎”一词，只有“毖”和“慎”两个单音词。“毖”字多义，其中之一是“慎”的意思。如《诗·桑柔》“为谋为毖”，《诗·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书·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尔雅·释诂》释“毖”为“慎也”。毛传对上引《桑柔》、《小毖》的两个“毖”字均注“慎也”。许慎《说文解字》沿袭《尔雅》也作：“毖，慎也”。后人受“毖慎也”的影响，造出双音词“毖慎”，它首见于宋代，并流行开来。如宋代韩维《太常博士俞?{可屯田员外郎》引谕旨：“毋忘毖慎之思”(12)。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论·吕焦二书》：“君子处末世，即著书立言，亦当毖慎，况其它乎?”(13)清代邹漪《金忠节传》：“躬自察饬，毖慎有加。”(14)“毖慎”也作“慎毖”。如宋代王安?石录《皇侄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从古登州防御使制》：“往践宠荣，愈思慎毖”(15)。清代昭梿《啸亭杂录·军机大臣》：“然后机务慎毖，议政之弊始革。”(16) “精虔”一词始见于唐末五代。《全唐文》共出现11次“精虔”，时间从唐僖宗李儇至后汉。如僖宗《祈晴敕》：“仍令河南府差官，应有灵迹处，精虔祈止。”(17)后唐闵帝李从厚《令三京诸道祭山川祠庙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界内名山、大川、祠庙有益于民者，以时精虔祭祀，称朕意焉。”(18)《全唐文》中的11个“精虔”全都用于宗教语境中。 宋以后，“精虔”一词不仅用于宗教，也用于儒学和世俗。如宋代颜复《上哲宗论孔子后凡五事》：“俎豆之事，势难精虔。”(19)明代申时行《武清侯赠太傅安国公谥恭简李公神道碑铭》：“而公慎毖、精虔、敬共、匪懈，无不当上心者。”(20) 在“毖慎”和“精虔”这两个词出现以后，又出现了缩略词“毖精”或“精毖”。如宋代洪咨夔录《刘克庄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制》：“敕具官某……摄事郎潜，精毖简通。”(21)明代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周子义》：“至是务加精毖”(22)。清代方孝标《游净慈庵记》：“中甚精毖，而客鲜得窥。”(23) 从“毖精”一词产生的过程来看，它是个演生词，不可能在先秦产生。简文作者不知道“毖精”一词产生的经过，误当做先秦用语而写入周公的《英英》诗中，让周公赞扬毕公有“毖精”的良好品质。 2.武王酬周公作歌《輶乘》：“嗟(24)士奋甲，繄民之秀。”整理者辨认字形，却不注“奋甲”和“繄民之秀”。 这里的“奋甲”一词是用来形容武士勇敢的。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奋甲”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始见于明代，并且仅见于明代。明代人所用的“奋甲”一词是分别来描写鱼龙和武士的。描写鱼龙，如吴国伦《登大别山歌》：“大别分明一老龙，蜿蜒百里如行空。昂头奋甲吐烟雾”。(25)《凌虚阁在天池寺西》：“蛟龙奋甲去作雨”(26)。赵世显《庐山赋》：“鲮鲤奋甲而张喉”(27)。描写武士，如韩雍《赠赵征夷凯还京师》：“将军奋甲独先登，百万雄兵谁敢后?”(28)刘珝《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韩公墓志铭》：“公觇其将怠，遂奋甲先登，士鱼贯而进。”(29)魏时亮《议处兵戎要务疏》：“而我师我旅未闻有一人奋甲挽弓而向之者，盖由平日不竭思计处之过耳。”(30)明代人既用“奋甲”来描写鱼龙，又用来描写武士，是因为鱼龙和武士都有“甲”，鱼龙身有鳞甲，武士身着铁甲，此铁甲当时流行称为“鱼鳞甲”或“龙鳞甲”。明代流行“龙鳞甲”、“鱼鳞甲”、“奋甲”，这与明代的物质条件有关。明代军服式样“大体同宋、元时期相近，但较之已有进步，而且多数以钢铁为主。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明代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的官营或民营钢铁手工业的发展”(31)。明代的军服以钢铁为主，缀以鳞片的铁鳞甲就比较普遍，也就流行称铁甲为“鱼鳞甲”或“龙鳞甲”，因此也就借鉴“鱼龙奋甲”而造出“武士奋甲”。明代之前，虽然从唐代就出现了“龙鳞甲”、“细鳞甲”之名，但在唐宋元并不流行，也没有出现描写鱼龙的“奋甲”一词，也没有产生武士“奋甲”。至清代，武士不着铁甲，而着棉甲，不用“奋甲”来描写武士勇敢，仍用汉唐流行的“奋身”一词。如《清史稿·冯子材传》：“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清史稿·田兴胜传》：“兴胜横刀跃马，奋身进飞，登寨墙。” 从以上考辨可以看出，描写武士勇敢的“奋甲”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的。其社会环境是明代因为钢铁发达而使武士普遍身着鱼鳞甲、龙鳞甲，其语境是明代人创造了“奋甲”一词来形容鱼龙，所以能将“奋甲”移用到武士身上。 《耆夜》写武王八年事，那时武士不穿铁鳞甲，而穿皮革甲，所以不能用“奋甲”来形容。简文作者可能不知道西周武士不着铁甲，误用了明代的“奋甲”。 “嗟士奋甲”的下接句是“繄民之秀”。这上下两句是从《国语·齐语》“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和韦昭注“秀民，民之秀出者也”中化出的。《齐语》说秀民能为士，简文说奋甲之士乃“民之秀”，“民之秀”就是韦昭注的“民之秀出者”。韦昭是三国时人。 3.简文：“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整理者不注这两句。 “明明上帝”不见于先秦文献，而首见于《晋书·挚虞传》所引挚虞《太康颂》：“明明上帝，临下有赫。”《太康颂》这两句源于《诗·皇矣》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皇矣》是为“美周”而作，赞扬“周世世修德”(32)，而《太康颂》是为“美晋德”而作(33)，所以用“皇矣”的诗意诗句，仅改“皇矣上帝”为“明明上帝”，而“明明”一词又源于《诗·小明》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在挚虞《太康颂》之后，“明明上帝”成为习用句，如唐朝张说《为河内王作祭陆冀州文》：“明明上帝，仁覆悯下。”(34)张廷珪《因旱上直言疏》：“明明上帝，照临下土。”(35)五代窦俨《贞元泗州大水论》：“明明上帝，不骏其德。”(36)在传世文献中大量使用“明明上帝”，其源头是挚虞的《太康颂》。 “临下之光”仅见于南宋李廷忠(字橘山)为庆贺光宗赵惇登基而作的《贺皇帝御正殿表》：“巍巍乎，宅中之势；穆穆然，临下之光。”(37)“临下之光”是从《诗·皇矣》“临下有赫”及郑玄笺“天之视天下赫然甚明”两句化出。 简文作者联缀“明明上帝”和“临下之光”为上下句，之所以把这两个句子联缀为上下句，是借鉴了《诗·皇矣》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但是为避免雷同，用挚虞的“明明上帝”换“皇矣上帝”，用宋廷忠的“临下之光”换“临下有赫”。 4.简文：“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注释“吕尚父”：“吕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吕尚’或‘师尚父’云：‘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上博简《武王践阼》作‘师上父’。”这似乎是说“吕尚父”仅见于简文，而不见于其他文献，所以得用《史记》和上博简来证明“吕尚父”就是“吕尚”、“师尚父”。如此注释掩盖了简文作伪。“吕尚父”是“吕尚”的习用名之一，首见于唐代文献，以后沿用。如唐代杨遂《唐故朔方节度十将游击将军左内率府率臧府君(晔)墓志铭并序》：“公有二子，长曰昌裔，晓张留侯之三略，兼吕尚父之六韬。”(38)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则吕尚父不应饵鱼”(39)。五代诗人孟宾于《蟠溪怀古》：“良哉吕尚父，深隐始归周。”(40)此后，“吕尚父”这个名字流行开来，现代作家也常用。汪曾祺写过一篇散文《严子陵钓台》，引用了崔儒的“则吕尚父不应饵鱼……”一段话。这篇散文被几十种“散文选集”收录，又被十几种高中语文阅读或辅导书籍收录，高中生也知道“吕尚父”。 既然唐代文献中已经出现“吕尚父”，整理者就应当注出来。整理者之所以避而不注，是因为一旦注出，就会引起读者的疑问：《清华简》号称战国简，为什么不用周人所用“师尚父”、“吕尚”等称呼，而用唐代才出现的“吕尚父”?因为简文作者看到古代文献中的吕尚有多种称呼，选用了“吕尚父”，以为“尚父”是字，以字行表示尊重，但是他没搞清楚“吕尚父”晚出，从而露出作伪的马脚。 (二)注而不辨 这里的“不辨”是指不辨真伪。对于来路不明的简牍，不能只注释字义、词义，还须从真伪的角度进行辨析。 1.周公作《明明上帝》：“月有盈缺”。整理者在辨别“盈”和“缺”这两个字形之后，说：“后世常言‘月有盈缺’。”整理者注意到简文的“月有盈缺”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后世常用，但是没有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先秦文献中不见“盈缺(阙)”一词，更不见用“盈缺(阙)”来描写月相的词句。最先分别用“盈”和“阙”来描写月相的是《礼记·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盈”、“阙”尚未连用成词。《礼运》成篇约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东汉末年郑玄为《周礼·保章氏》中的“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作注时，用了“月有亏盈(房按：一作盈亏)”。唐代贾公彦疏：“云‘月有亏盈’者，此则《礼运》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也。”(41)郑玄之后，用“亏盈”、“盈阙”来描写月相的句子大量出现。如晋人范望为汉代扬雄《太玄经》“月不常，或失之行”作注说：“月有亏盈，故不常也。”(42)宋代杨万里《国势》：“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国乎?”(43)元代戴侗说：“月有盈阙，象其阙以别于日也。”(44)清代周广业说：“正如月有盈阙，星有隐见，未得与太阳比曜也。”(45) 从东汉郑玄的“月有亏盈”到清代周广业的“月有盈阙”等句子，其源头都是《礼记·礼运》的“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所以“月有盈缺”是个演生词，它不可能产生于先秦。简文袭用了后世常言的“月有盈缺”。 2.简文：“作策逸为东尚(堂)之客”。注释：“作策逸即作册逸。《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作册逸即史佚。”整理者认为简文的“作策逸”就是《洛诰》的“作册逸”，但是没有追究为什么《洛诰》是“作册”，而简文是“作策”。 “策”与“册”通假，却不同，这涉及经今古文字问题。《汉书·律历志》引《洛诰》“命作策”，而不是“命作册”，皮锡瑞据此认为“作策”为今文，“作册”为古文。(46)金德建详考“册”与“策”，认为“作策”是今文，“作册”是古文。(47)他们的结论为现存金文所证实，金文中有“作册”四十多个，无一“作策”。(48) 简文作者没有研究过“作册”和“作策”的今古文用字问题，误把今文的“作策逸”写入战国简。 3.简文：周公“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作兹祝诵，万寿亡疆。’”整理者注“作祝诵”：“‘作祝诵’与《诗·节南山》‘家父作诵’、《崧高》‘吉甫作诵’用法相近。‘诵’指诗篇，‘祝诵’即颂祝的诗篇。”整理者用《诗经》来解释“祝诵”，使“祝诵”与先秦的用语相合，而不用世后流行的“祝诵(颂)”来解释“祝诵”，因此不能揭露简文作伪。 整理者没有看到简文的“作祝诵一终”与歌词中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两句有关系。歌词中的“万寿亡疆”是祝诵(颂)武王的句子，所以上句说“作兹祝诵(颂)”。因为歌词中有祝诵(颂)句，所以这首歌是祝诵(颂)之歌，称“作祝诵(之歌)一终曰《明明上帝》”。《耆夜》写武王和周公共作五首祝酒歌，其中四首没有祝颂句，不是祝颂歌，所以通称“作歌一终”，而《明明上帝》有祝颂武王的句子，所以特别称这一首为“作祝诵(之歌)一终”。五首都是“歌”，并非四首是“作歌一终”，一首是“作诗一终”。 所以讨论“祝诵”得讨论歌词中的祝愿句“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双音词“祝诵”不见于先秦文献，而首见于晋人的道教著作中，但是道教所用的“祝诵”的“诵”，意思是念念有词，所以“诵”不通“颂”，“祝诵”不能写作“祝颂”。“祝诵”在“祝愿”、“祝颂”的意义上使用始见于北宋，常用于信的末尾。如范仲淹《与晏尚书》末尾写道：“伏惟为国自重，卑情祝颂之至。”(49)毕仲游的信末尾处常用“下情祝颂之至”(50)、“卑情惓惓，颂祝之至”(51)、“卑情惓惓，祝诵之至”(52)等。 至南宋，朱熹等在研究《诗经》时使用“祝颂”或“颂祝”，来概括一类诗句。如朱熹论《行苇》：“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53)(《大雅·行苇》最末两句是：“寿考维祺，以介景福。”)论《蓼萧》：“‘其德不爽’，则‘寿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颂之，又因以劝戒之也。”(54)受朱熹的影响，他的弟子潘时举和辅广以及学者李樗、黄熏(又作櫄或埙)和吕祖谦等也用“祝颂”一词来分析《诗经》。如李樗说：“盖所谓‘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皆是祝颂之辞，未必有是寿。”(55) 南宋朱熹等人开始用“祝颂”一词来分析诗经，使这个词具有了文体意义。后来，潘自牧根据朱熹等的说法，在其书中专门立“祝颂”一目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引《诗·小雅·天保》中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56)等作为例句来说明。元代朱公迁为发明朱熹的《诗集传》而编纂《诗经疏义》，用“祝颂”或“颂祝”15个，论《诗经》中的“万寿无疆”、“万年无疆”等祝颂句。(57)“祝颂”成为研究《诗经》的一个重要概念。 具有文体意义的“祝颂”也作“祝诵”。如清代唐秉钧《读古解题》：“如《鲁颂》之《駉駜》等篇则当时用以祝诵僖公，为《颂》之变，故胡氏有曰：‘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颂》而已。’”(58)翟灏编《通俗编》卷10立《祝诵》目，下列祝诵语句，有“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富民安”、“万寿无疆”、“千秋万岁”等。在“万寿无疆”条下注：“《诗》凡六见：《豳风·七月》与《小雅》之《天保》、《南山有台》、《楚茨》、《信南山》、《甫田》是也。”(59)《诗经》中的“万寿无疆”是最有代表性的“祝诵”句。 到明代，“祝颂”一词进入文人所写的祝诵诗文中，常与祝颂的词句连用。如刘大夏《端午日感怀》：“感怀吟罢无他事，祝颂君王有万年。”(60)胡广《圣孝瑞应歌》：“书成愿得磨崖镌，祝颂皇图亿万年。”(61)余学夔《恭纪瑞应甘露》：“小臣祝颂如华封，千秋万岁歌时雍。”(62) 简文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像是明代人的写法，写了“万寿亡疆”，还特别说明是“祝诵(颂)”。如果《明明上帝》真是周人写的，那就应当如《诗经》只写“万寿无疆”，而不特别说明“作兹祝诵(颂)”。不但《诗经》的作者不会特别说明“祝诵(颂)”，宋之前的作者也都不会特别说明“祝诵”，这可以《乐府诗集》证明。北宋末年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收录从汉至五代的“燕射歌辞”、“郊庙歌辞”等，可谓搜罗殆尽，其中有大量的祝诵(颂)诗句，但是没有出现“祝诵(颂)”一词。 简文作者很可能袭用了《毛诗集解》卷41的“盖所谓‘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皆是祝颂之辞”这一段话，改“万寿无疆”为“万寿亡疆”，改“祝颂之辞”为“作兹祝诵”。 4.简文最后以周公作歌《蟋蟀》作结。注释：“《蟋蟀》，诗篇名。从内容看，和《诗·唐风·蟋蟀》有很密切的关系，部分文句可以对读。”整理者在篇首的《说明》中指出，周公的《蟋蟀》诗与《诗·蟋蟀》“可以对比研究，弥足珍贵”。整理者看出简文的《蟋蟀》和《诗·蟋蟀》有对应关系，但是没从真伪的角度辨析简文是袭用了《诗·蟋蟀》的三章二十四句(但略有修改)。 《诗·蟋蟀》大意是：某人在深秋夜静之时听到户外堂阶上蟋蟀鸣叫，想到“岁聿其逝”、“日月其迈”，未免忧伤，又想应当乘农闲及时行乐，但是不能过分，应“好乐勿荒”。简文抄袭这首诗，改作者为周公，但是有一处困难：原诗是诗人听到户外堂阶上蟋蟀鸣叫而引起诗兴，这与周公宴饮的环境不符。周公在宴饮时作这首诗，必须亲眼看见蟋蟀而引起诗兴，所以简文改原诗的起兴句“蟋蟀在堂”而为“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骤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蟋蟀在堂……蟋蟀在席……蟋蟀在舒(墙)”，让周公亲眼看见一只活蹦乱跳的蟋蟀而引起诗兴。这种修改是“屈就己意”。(63)之所以会出现屈就己意的现象，是因为作伪者做文时需要袭用古代文献中的词句，但是那些词句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适合伪文，所以不得不做些修改，以适合伪文，因此伪文中所袭用的词句虽然与原文有对应关系，意思却不尽相同，这就是“屈就己意”。简文改《诗·蟋蟀》听蟋蟀起兴为见蟋蟀起兴，适合了周公饮酒的环境，却不合理。蟋蟀胆小，怕光怕声，轻轻的脚步，轻轻地拨动草叶，都能把它吓跑，它不可能凑热闹来赴燕乐而骤降于堂。 简文写武王、周公共作歌五首，是在一献礼时互相敬酒时作的。但是按照周代饮酒礼制的规定，一献礼上不能作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燕礼》、《大射》、《聘礼》都记载宴饮开始时由主、宾(有的饮酒礼有副宾“介”)行一献礼，按规定的“献”、“酢”、“酬”的仪式和动作进行，不能作歌。《乡射·记》：“古者于旅也语。”郑玄注：“礼成乐备乃可以言语，先王礼乐之道也。”在饮酒礼的正礼(一献礼)和正乐(乐工奏规定的歌乐)阶段，主、宾不可以言语，至“旅时”即众宾饮酒(“无算爵”)时可以言语。所谓言语主要是赋诗歌。在《诗经》等先秦文献和《乐府诗集》中有大量的宴饮诗歌，但是没有一首是在一献礼时作的，也没有一首是以献主的身份作的。简文的周公是献主，是替武王向客人献酒的当差人，没有资格作歌。 (三)曲为辩解 《耆夜》写伐耆归来宴饮，这涉及周代的饮酒礼制度。整理者认为《耆夜》写的是燕礼，在注释中多次引用《仪礼·燕礼》来解释简文，但错误较多。如： 1.简文：“召公保奭为夹(介)”。这是说召公为介，介就是酒席上的副宾。整理者解释召公在燕礼上的席位说：“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召公为介，辅毕公之礼，席在西阶上，东面”。这是说《燕礼》上记载了介的席位“在西阶上，东面”。但是《燕礼》没有这段话。燕礼不设介，因为燕礼是私宴，仪式简单，只设一宾一主，由宾主行献、酢、酬一献礼。《仪礼》对于哪种饮酒礼设介，哪种不设介，讲得很清楚。《乡饮酒礼》设介，郑玄为之注：“介，席西阶上，东面。”整理者把郑玄的注说成是《燕礼》，以证明简文的“召公为介”合乎《燕礼》。 2.简文：“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注释比较长，分为三段。第一段解释名字“吕尚父”，第二段解释“司正”，第三段解释吕尚父为什么可以被任命为司正。第一段解释名字，前文已讨论过，这里讨论后两段。 注释的第三段：“胡匡衷《仪礼释官》：‘按《国语》：晋献公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注曰：司正，正宾主之礼者也。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整理者引清代胡匡衷，就是要用他的“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这两句话，证明简文写吕尚父为司正是合理的：既然司正无常官，吕尚父也可以当。 但整理者所引的两句话断章取义。胡匡衷在这两句话之后接着写道：“《乡饮酒义》：‘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注：‘立司正以正礼，则礼不失可知。’乡饮酒及乡射以主人之相为司正，燕礼‘射人为摈’则射人为司正，大射‘大射正摈’则大射正为司正，以其主于正礼，故皆使相礼者为之。”(64)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以相为司正，燕礼以射人为司正，大射礼以大射正为司正，相、射人、大射正都是礼官，他们在宴饮开始之正礼的时候就做主持人，至宴饮后期众宾饮酒(无算爵)的时候被任命为司正，因此司正是由礼官担任的，在不同的饮酒礼上由不同的礼官来兼任。胡匡衷说的“(司正)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是说职官中没有“司正”，至宴饮时才设，是由主持正礼的礼官相、射人、大射正在无算爵时兼任的。在燕礼上，胡匡衷明确说是“射人为司正”。吕尚父在武王继位后为“文武师”，是重臣，不是下大夫射人，所以他不应当在燕礼上担任司正。 上引胡匡衷的话是他为《乡饮酒礼》的“作相为司正”一句所加的按语。按说整理者不需要看《乡饮酒礼》的按语，而看《燕礼》的按语就可以了。胡在解释《燕礼》的“司正”时是引《燕礼》的原文和郑玄的注来说明的：“‘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注：‘君许其请，因命用为司正。君三举爵，乐备作矣，将留宾饮酒，更立司正以监之，察仪法也。射人俱相礼，其事同。’”(65)整理者当然看到这一段，知道简文“吕尚父命为司正”与周礼不符，所以又去看乡饮酒礼的按语，摘引“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 按照注释的规则，不应当引清代学者胡匡衷的话，而应当引《燕礼》。《燕礼》说：“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射人是常设官，为下大夫，是夏官司马的下属，在燕礼上担任礼官，之所以称为“射人”，是因为周人射事和燕事常常交替进行，设官时只有“射人”。射人在燕礼开始时就出场了，是仪式的主持者之一，但在正礼、正乐完成之后进入众宾饮酒(即无算爵)时，他被任命为司正，监察众宾饮酒，使众宾不失礼。 注释的第二段：“《仪礼》的《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四篇皆有‘司正’，立司正在行一献之礼、作乐之后，行无算爵之前。”整理者只引《仪礼》的四篇怎样说，却不说简文所写是否与之相符，这就使读者误以为简文所写与《仪礼》的四篇相符了。简文未写众宾饮酒的“无算爵”，只写了主宾敬酒的正礼“一献礼”，所以简文的司正吕尚父是监察一献礼而不是监察无算爵。这与《仪礼》四篇的司正不合，四篇皆说“立司正在行一献之礼、作乐之后，行无算爵之前”。整理者也认为《耆夜》写的是一献礼，其注释说：“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这是一献礼的仪式。 3.简文：“毕公高为客”。注释：“《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整理者用猜测的语气解释毕公高为客的原因，而不引《燕礼》来说明。 《燕礼》规定只能以大夫为宾，而不能以公卿为宾。《燕礼·记》：“与卿燕则大夫为宾，与大夫燕亦大夫为宾。”前一句说，如果燕礼上所宴请的对象是卿，就不能以卿为宾，而另找一位级别低的士大夫为宾；后一句说，如果燕礼所宴请的对象是大夫甲，就不能以甲为宾，而另找大夫乙为宾。《国语·鲁语》有一实例：“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南宫敬叔和露睹父都是鲁大夫，公欲宴请南宫敬叔，却不以之为宾，而另请露睹父为宾。燕礼之所以有上面的规定，是因为燕礼是在路寝举行的私宴，它的礼仪与在庙堂举行的正宴飨礼不同。燕礼礼轻，设宴的主人(称“正主”)不向宾敬酒，故不以所欲宴请的对象为宾，而另外命一位大夫为宾，这样正主就可以不向他敬酒了，而命膳宰(一说宰夫)代替自己向他敬酒。此时膳宰称为主人(也称“献主”)，献主和宾行一献礼，正主和所欲安宴请的对象在席位上轻松地观看。 毕高的身份是公，所以他不能在燕礼上为宾。整理者解释说：“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但是燕礼不以所欲宴者为宾，所以功劳最大的毕公就不应成为燕礼上的宾。 4.简文：“周公叔旦为宔(主)”。整理者解释为什么以周公为主人说：“据《仪礼》，君不与臣抗礼，故诸侯燕礼膳宰为主人。此次饮至之礼，而使周公为主，盖尊毕公。”《仪礼》云云，不准确。《仪礼》的正文中没有“君不与臣抗礼”，此句原是“臣莫敢与君亢礼”。它出于《礼记·燕义》：“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这是解释为什么在燕礼上以宰夫为献主：燕礼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大夫的地位低，他不敢与君行对等礼(“抗礼”)，所以君不给他献酒，而命宰夫(一说膳宰)为献主，由宰夫和宾行一献礼。 读《耆夜》的饮酒礼，首先会看到武王先给客人毕公敬酒，并且作歌，这是与臣行对等礼(“抗礼”，又称“敌礼”)，它与《礼记·燕义》的“臣莫敢与君亢礼”不合。注释应当指出：燕礼设献主是以君不亲自向客人敬酒为前提的，但是简文写武王向客人毕高敬酒了，就不应当命周公为主人了。 在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古代饮酒礼，无论哪一种饮酒礼，如果君亲献，就不设献主，设献主，君就不亲献，而没有君亲献还设献主的。 整理者在注释“周公叔旦为宔”一句时还说：“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这是说献主周公在一献礼上的表现符合《燕礼》。但是事实上完全不符。“献宾”，《燕礼》的主人献宾是替君献宾，前提是君不亲献，而简文的周公是继武王亲献之后第二次献宾，这不是替武王献宾，是周公自己献宾，宾毕公因此得到两次献酒；“献君”，《燕礼》是主人先献君，然后自酢，而简文却是武王先向主人周公献酒，献主周公成了“被献主”，然后周公回敬武王，回敬就不是献君，而是酢君；“自酢于君”，《燕礼》的主人因为君不回敬酒(君不与臣抗礼)，只好自酢，权当君回敬，而简文武王先向周公献酒，周公也回敬即酢君，因此他就不应当再自酢了，可是周公却又自酢(“举爵未饮”)，是多饮了一爵。总之，简文的献主周公，在武王亲献之后再敬酒，这与《燕礼》所设的献主完全不同，所以不能“以《燕礼》例之”。 5.简文：“饮至于文大室”。注释：“《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说的是诸侯，王礼也应如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又解释‘舍爵’说：‘设置酒杯，犹言饮酒’，均与简文相合。文太室，祭祀文王的太室。《书·洛诰》：‘王入太室，祼。’疏：‘太室，室之大者也。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这段注释大体是正确的(66)，但是它与全文注释中的“燕礼”各条矛盾。 燕礼不在庙堂举行，而在路寝举行。《燕礼》：“膳宰具官馔于寝东。”郑玄注：“寝，露寝。”又《燕礼·记》：“燕，朝服于寝。”郑玄注：“燕于路寝，相亲昵。”贾公彦疏：“云‘燕于路寝，相亲昵’也，知燕于寝者，以其飨在庙，明燕在寝私处可知也。”飨礼和燕礼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地点不同，这是由两种礼的性质决定的：飨礼是正式的饮酒礼，燕礼是私宴。《聘礼》记载了这两种礼的明显区别。当异国使团来访时，东道国君在庙堂举行欢迎宴，为“聘飨”，由使团的首长为宾，某一成员为介(副宾)，东道国君亲自为宾和介献酒，行一献礼；当使团离开时，在路寝举行欢送宴，为“聘燕”，由使团的某一成员为宾，而首长不为宾，也不设介，东道国君不亲献，而由膳宰为献主，和宾行一献礼。简文既然写了“饮至于文大室”一句，就表明其所写的饮酒礼是飨礼，而不是燕礼。 其实，简文作者的本意不是写一场“燕礼”，而是写一场“饮至礼”。“饮至”一词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左传》。如前引《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共出现4次“饮至”，都只有这一概念，而没有实例，在先秦的其他传世文献中也没有实例。简文写了“饮至于文大庙”的实例，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饮至礼的实例，《仪礼》、《礼记》、《周礼》也都没有提到“饮至”。可以参考的只有金文《小盂鼎铭文》，它记康王时盂伐鬼方得胜归来，献俘，之后在周庙饮酒，正是《左传》所说的“饮至”，其文曰：“以□入于周庙。盂以□□□□□入三门，即立中廷，北向。盂告。费伯即位……即咸，宾即位，献宾。王乎赞盂，王以□□□进宾”(67)。这个饮酒过程很费解：盂是宾，还是宾另有所指?“献宾”、“进宾”是两次向宾敬酒，还是一次?说不清楚。所以不能依照这篇铭文来编写饮至礼，作者只好参考《仪礼》。他设“客”、“介”，这是参考了《乡饮酒礼》等；又以周公为主，这是参考了《燕礼》，但是他有意不写成燕礼，而让身为公的毕高为客，召公为介，让武王给客毕公敬酒，又给献主周公敬酒，让武王和周公在一献礼上作歌。这些都不是燕礼，并且不属于已知的任何一种饮酒礼，它是简文作者编造的一种谁都没见过的“饮至礼”。 以上所举两篇简文的注释错误，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简文的作伪。换言之，由于这些错误的注释，整理者就把伪简注释成真简了。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②简文的“  ”是古文经用字，而今文经用字是“豫”。③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④(晋)皇甫谧撰、(清)宋翔凤集校：《帝王世纪》卷5，清光绪贵筑杨氏刻训纂堂丛书本。 ⑤今本《战国策》篇题长，这是出版者添加的，而它本无篇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策》27篇均无篇题。 ⑥(清)王夫之：《尚书稗疏》卷4《金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陈经：《尚书详解》卷26，清武英殿聚珍版图书本。 ⑧(清)袁枚《金縢辨下》：“善乎，谯周之言曰：‘《尚书》遭秦火，多缺失，学者谈《金縢》都难凭信。’斯得之矣。”(《小仓山房集》文集卷22，清乾隆刻增修本)。 ⑨(清)袁枚：《小仓山房集》文集卷22《金縢辨下》，清乾隆刻增修本。 ⑩(清)王夫之：《尚书稗疏》卷4《金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本节的部分内容取自笔者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是伪作》(《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但角度不同。 (12)(宋)韩维：《南阳集》卷17《外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14)(清)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12，明崇祯刻清康熙重修本。 (15)(宋)王安石：《临川集》卷51，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16)(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121页。 (17)(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04，清嘉庆内府刻本。 (18)(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13，清嘉庆内府刻本。 (19)(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卷91《礼乐门》，宋淳祐刻本元明递修本。 (20)(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20，明万历年间刻本。 (21)(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23，四部丛刊续编本。 (22)(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28，明天启年间刻本。 (23)(清)方孝标：《光启堂文集》，清刻本。 (24)整理者隶定此字为，通“嗟”。 (25)(明)吴国伦：《甔甀洞稿》卷9，明万历年间刻本。 (26)(明)吴国伦：《甔甀洞稿》卷21，明万历年间刻本。 (27)(明)赵世显：《芝园稿》卷1《赋》，明万历年间刻本。 (28)(明)韩雍：《襄毅文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明)饶毅编：《吴都文粹续集》卷39，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0)(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370，明崇祯平霞堂刻本。 (31)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468页。 (32)《诗·皇矣》毛序。 (33)《晋书·挚虞传》。 (34)(唐)张说：《张燕公集》文集卷23，四部丛刊本。 (35)(清)董诰编：《全唐文》卷269，清嘉庆内府刻本。 (36)(清)董诰编：《全唐文》卷863，清嘉庆内府刻本。 (37)(宋)李廷忠：《橘山四六》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 (39)(宋)董弅编：《严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崔儒文末署兴元元年(784)夏四月景辰建。 (40)(清)曹寅编：《全唐诗》卷74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周礼疏》卷26，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42)(汉)扬雄撰、(晋)范望注：《太玄经》卷4，四部丛刊本。 (43)(宋)杨万里：《诚斋集》卷87，四部丛刊本。 (44)(元)戴侗：《六书故》卷2《天文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清)周广业：《蓬庐文钞》卷8《杂著》，1940年印。 (46)(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18，清光绪刻师伏堂丛书本。 (47)参见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之《八〈史记〉引今文本〈尚书〉考》、《二十论东汉古文本〈尚书〉出于杜林》和《二十三〈汉书〉引古文本〈尚书〉考》，齐鲁书社，1986年。 (48)详见《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49)《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21页。 (50)(宋)毕仲游：《问候熊舍人启》，《西台集》卷9，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51)(宋)毕仲游：《上安枢密太尉》，《西台集》卷10，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52)(宋)毕仲游：《上范彝叟右丞》，《西台集》卷11，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5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80，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54)(宋)辅广：《诗童子问》诗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四库提要》说：“《毛诗集解》四十二卷(内府藏本)不著编录人名氏，集宋李樗、黄熏两家《诗》解为一编。”本文所引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1，署李樗撰。 (56)(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7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元)朱公迁：《诗经疏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6《读古解题》，清乾隆刻本。 (59)(清)翟灏编：《通俗编》，清乾隆十六年翟氏无不宜斋刻本。 (60)(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391《明诗次集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61)(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9，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62)(明)余学夔：《北轩集》卷14《七言古诗》，清乾隆三十四年余沛章等刻本。 (63) 阎若璩揭露伪古文改窜孟子所引《尚书》文句说：“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古文尚书疏证》卷1，淸乾隆十年刻，同治六年汪氏振绮堂重修本)。 (64)(清)胡匡衷：《仪礼释官》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65)(清)胡匡衷：《仪礼释官》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34页。 (66)将“舍爵”解释为“设置酒杯，犹言饮酒”并不正确；按照杜预的解释，“舍爵”是饮酒后置下空爵。“舍爵”暂不讨论。 (67)《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