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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说来道去，意欲何为？ 还是力求回归历史的本位。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重新呈现史事，史事本身极为复杂，呈现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按照时空联系如实展现原貌实情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透过表象揭示内在联系。要做到这一层，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至于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意参与或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法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日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和局限。 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党派系错综复杂，不断进行分化组合，北洋既不能覆盖，也无力驾驭，其自身还要随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及此并且有所研究，可是远不能呈现事情本来的繁复及其背后的联系。这些政党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势力的牵连，向下延伸到国民政府时期，是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渊源流变的重要环节。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飘荡过无数相关的掌故轶事。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况且其间的诸多开创性的设制，不仅亘古所无，而且与各国有别。如并非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责任内阁，究竟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挥制约作用，就显然与众不同，无本可依。即便对当局并无太多好感的胡适，谈及曹锟贿选之事，还认为之所以要花钱买，至少表明国会还有所作用，并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图章。而国会里面党派纷争不已，使得朝野各方均有意用代表大会(会议)予以取代(另文详述)。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可以说，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调适的各项制度，经过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定型。这倒未必是当局者如何高明进取，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顺势，许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称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经过反复折腾绕不过去的现实所决定。后来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不断用行动质疑，最终仍然难逃一是。 20世纪中国是革命的时代，而北京政府时期正是革命不断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至于国民政府统一后，试图让革命刹车，巨大的惯性却使得历史的车轮难以放缓，更无法停止。正因为政治统治不够强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结果，留下的运作空间较多，激进革命才能找到反复上演的舞台，并对青年和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国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的正统，夹在中间的北京政府才会贴着北洋军阀的标签落在革命对象的历史定位上。 即使北洋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阀，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表面文章。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大都未经整理出版，零散的遗留也缺少系统梳理，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由此可见，应当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北京政府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改变指称，无疑有益于推动视野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 或者担心北京政府时期的概念会抹杀南京临时政府。可是这一段如果本来没有纳入北洋军阀史的范畴，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问题。即使笼统涵盖，用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来指称，也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周全。用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前事，多少都会有所约化，关键是看哪一种说法害意较少，涵盖较宽。改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细节上仍有可以讨论之处，但是相比于北洋军阀史，大概贴切得多。 注释： ①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②或谓徐树铮曾亲手枪杀陆建章，并非儒将。其实徐只是指使卫兵开枪。而且若以为儒将就不杀人，还是误解。至于称徐树铮为“杀人魔王”，就要看以什么为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