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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月刊》2014年5期 金冲及 参加讨论

    二关于史学研究理论的一些看法
    □当下社会之中,“历史热”、“民国范”的流行之声不绝于耳,大众对于历史的关注度和热度不断升温,历史本身已不再那么神秘,人们对于历史及历史研究的认识也逐渐深入。那么,身为资深的历史研究者,您认为历史研究本身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应该搞清我们所从事的历史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才能明确历史学创新的真正涵义,更好地发扬它的优势和应有的社会作用。
    给历史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有人打过形象的比喻,说历史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集体经验。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不少人常有一种错觉,好像什么都是从自己开始的,从现在开始的,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连续性的问题。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过去的很多因素在今天的现实中还在起作用。历史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无数代人长期内共同留下的记忆。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很好地去处理它,甚至无法生活下去。在生活中,我们要处理好哪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它过去的历史。人们交朋友,只知道所交朋友的现状是不够的。如果你要想和对方深交,就一定要了解他的历史情况,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态度等。对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有把握决定值不值得与他交往,应该如何交往。又比如去一个新单位工作,除了要了解这个单位的现状外,还要了解它的过去,了解它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你了解得越清楚,工作的把握就越大,信心就越足。这仅是比喻而言。当然,我们所说的历史不仅限于个人的范围,主要是就群体、国家、民族而言。而且,中国人不仅要知道本国的历史,而且还要知道世界的历史,知道世界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知道世界上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历史又是人类的集体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把人们过去实践中一次次检验的结果汇集在一起,记录下来。现在,有的人只看重理论,忽略历史。当然,理论作为对某一类事物发展规律所作的概括,无疑对行动有着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一般说来,它只能告诉你事物的一般的状况。世间万物多姿多态,非常复杂。只有抽象而笼统的认识,远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深入了解。理论将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原则抽象出来,而只能把一件件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的东西舍弃掉,只知道这些,容易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毛病。实际上,没有个性、没有特殊形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一个只有书本知识的人,不懂得事物除了有一般规律外,还有许多次要的因素、具体的形态,那就会在行动中犯脱离实际的错误。
    “事非经过不知难”。历史学的作用不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具体地描述各个事物的发展过程。而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它的特殊性,很多看来是次要的因素,都会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一个有经验的人,有丰富历史知识的人,遇事就知道不能只靠一般道理去处理,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各种因素。历史是不会重复的,现在正发生的情况决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再现。但人们多一些历史知识,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实,就会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做到胸有成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道: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于“益人神智”。这句话说得很精辟。历史的确能够增强人的智慧。历史学并不要求把所有的人和他们的所有活动都记录下来,这是做不到的。历史所记录的往往是我们的先人,包括那些杰出的、有才智的人们面对复杂环境、棘手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与活动,或者是获得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遭到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留下借鉴。学习历史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知识,增长智慧,发展整体素质。从大的方面讲,历史经验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像历代关于治水、治河就提出过许多办法,许多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再像当前我国开发西部的宏伟工程,就需要参考我国历史上“经营边疆”的经验,开发西部地区的经验教训,还要了解外国的有关历史,如美国的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以及其他国家经营落后地区的作法,考察哪些作法是有效的,哪些作法是无效的、失败的。这些情况知道得越多,对我们今天开发西部就越有助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开发西部只要翻翻史书就找到办法了,各国的情况、各个时期的情况都不同,首先还是要弄清现实情况,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才能对症下药。但如果我们多一些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不就更成熟、更顺利些吗?懂得历史经验的人处理问题,比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历史记载帮助我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拿民族来说,民族的形成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文化交流等等。但它必须在思想、风俗、文化、经济等几个方面有共同的东西,彼此之间要有认同感,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对过去有共同的记忆,在今天有共同的利益,在未来有共同的命运,这样才能真正联结为一个巩固的社会共同体。人们可以从我国各民族共存发展的历史中,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教育不能离开历史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界也逐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人们对于政治史和理论问题的兴趣逐渐减弱,随着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的兴起,当代学者的研究题目往往越来越具体实用,理论色彩也渐渐被淡化了。那么,在您看来,历史研究是否依旧需要理论的有力指导?在历史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又如何体现?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对我们来说,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这不是出于什么先验的结论,而是因为实践的检验及反复证明它最符合实际,最能深刻地提示种种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当然,这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并不是套用它的所有现成结论。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人了,现在的世界变化得那样快那样大,再用一百多年前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已经不再适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的确离我们今天很远,他们作出的某些具体论断有的已不适合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需要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这就像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能抛弃牛顿的定律一样。有些人用前面这种论据要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津津乐道法国大革命时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一味推崇的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在时间上离我们比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更远吗?为什么要有双重标准呢?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要适应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等道理都没有错。还有,唯物辩证法提出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事物内部矛盾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动力;量变引起质变等观点,都没有过时。这些都是根本的原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僵化的教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别人灌输的,而是当时流行的对许多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历史现象纷纭复杂,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观察,才能梳理出条理,揭示出规律。时至今日,我仍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真学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它,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并不排斥吸收百余年来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方法和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这些方法和成果,并努力从中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列宁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概括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理论来源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排斥它们,相反是认真加以研究,把它们吸收和改造过来,成为构筑自己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高人一筹,就是因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成果,吸取了人类的全部智慧。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大量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成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样认真地研究它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呢?如果采取同马克思、恩格斯相反的态度,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加以排斥,那倒反而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了。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良好传统同时,当下的历史研究更需要学者们努力开拓创新。您认为,创新精神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它的意义与价值又在何处呢?
    ■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学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体现。当前,各门学科都在热烈探讨如何创新的问题。学术研究的创新对于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历史研究也要重视这个问题。但历史研究的创新要有它的基础,要从历史学的性质、特点出发,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来展开。必须明确,历史研究首先要靠具体的、生动的、可靠的事实说话,实事求是地把历史场面再现出来,探讨它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原因,让人们从中得出结论,增长智慧,提高思想水平。如果丢掉历史学的这个特点而另搞一套,那就不是历史学的创新了。现在不少学者把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手段更加丰富,无疑是好事,是很必要的,对历史研究新局面的开拓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人说,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了。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握这个“化”的分寸。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性,而把它“化”成其他别的东西;或者成为其他社会科学某些现成模式的注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借鉴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而且还有必要借鉴、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成就,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且对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水平大有裨益,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自然科学每有一个重大突破,人们就常想把它的方法引进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来。那么,历史研究如何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呢?在这方面,有过经验,也有过不成功的教训。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历史学领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历史,起过进步作用,但也有着某些局限性。还有人输入了西方的社会有机体论,用生物体来比附人类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的各种不同部门和成员就像生物的不同器官一样,具有营养、分配和调节的功能,听起来很新鲜,其实却脱离实际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给人很大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简单套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历史学科研究者要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吸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点而硬搬。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使用计量方法,这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中国人往往只讲定性,不讲定量,把事情说得很笼统,很模糊。如果用计量方法去表述,一些问题就能讲得很清楚,而且更准确更科学。但是计量法不是万能的,不能滥用。例如形容一位美人如何美,就不能离开美学的原理去考察。如果机械地用计量法来计算她的鼻子高几公分,嘴巴长几公分,眉毛的弯度是多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被别人看成是尸体解剖报告,美的感觉荡然无存。我不是反对使用计量方法,主要是想强调准确地把握使用它的分寸。历史学决不排斥一切新的研究方法,尽量从中吸取有用的营养。但是,这种吸取,归根结底,是要使历史学更好地起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掌握历史、丰富历史经验的作用。否则,它就不叫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要前进,创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至于怎样创新,则要根据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进行,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史学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有很大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50年代这一学派的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主张按时间的延续长短与节奏来划分和分析历史进程,确实有新意。但是到后来,这一学派中的有些人走向了极端,产生了弊病,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仅看作表面现象,看成无足轻重。历史学本来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如果只剩下一大堆数字,看不见活生生的人的活动,看不见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具体事件,那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了。总之,历史学科要想发展就离不开创新,创新就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本身的特色和独有的作用。
    □作为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亲历者之一,您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是否也受到了“当代人能否客观公正地做好当代史”这一难题的困扰呢?您又是如何理解并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前,就有朋友对我说:当代史没法由当代人来写,因为总会有种种局限性,只能让后人去写。甚至觉得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劝我不要做。然而我的感受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自然会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多隔些时间也许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更加放得开,以后还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这些毋庸讳言。但后人也有他们的难处:终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大量存在而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能在文字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用他们那时的情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难以辨别事物的主次,把未必准确的个别文字记载当作事情的全体,常有很大的随意性,显得隔膜以致失真,还自以为是独到的新意。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比如,世界各地出版的拿破仑传记有上千种,我只看“两头”的,即拿破仑同时代人写的传记和最新出版的传记。同时代人写的传记,由于作者对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切身的了解体验,书中所写的内容更接近于历史实际,少一点后人的主观推断。而最新出版的传记往往能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最近成果,信息量大,值得一看。进一步说,如果把两者做一比较,前者是不变的,永远是当时人留下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后者不但是可变的,而且在不断地变。今天的最新看法,也许明天就过时了,又有更新的看法代替它。当然,即使是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只要力求按照事实写下来,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可能写出一本谁都同意的历史书来。可见,有必要打破“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陈旧观念,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写到《今上本纪》不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吗?谁能否定他的价值呢?对“当代人写当代史”不要妄加菲薄,当然也不要妄自尊大。
    研究当代史的基本方法,与研究古代史、近代史一样,都是先从掌握史料入手。我觉得,研究历史大体上要经历这样几步:第一是要熟悉它,要把所研究的事实弄清楚。研究人物要对这个人物了解透,努力做到像了解你自己熟悉的朋友那样。研究事件也要努力做到像了解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一样,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总得那样去努力。第二是要理解它,弄清它为什么是这样?造成它的客观环境是什么?受到哪些因素制约?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重要人物主观上是怎样想的?等等。第三是要表达它。自己明白还不够,还要用恰当的语言文字把它表述出来,让读者看起来也能明白。
    大体来说,历史研究工作基本如此。其中作为基础性的,花力气最大的是第一点,即“熟悉它”。看资料,熟悉历史情况,应该占去研究工作80%的时间。至于“理解它”到何种程度,可以说是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关键。同时也不能忽视如何表达好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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