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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元时期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 对刘知幾关于“史才三长”亦即史家标准的论述，在他之后的唐朝学者，就已不断有人继续讨论探索。从笔者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直接沿用才、学、识三长概念来讨论史官、史家标准的，是唐德宗时期的史馆官员赵元一。建中四年(783)十月，因泾原兵变，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直到次年八月才重返京城长安。事后，赵元一写成《奉天录》四卷，“总纪其事”，成为记载唐德宗避难奉天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序中说：“史官之笔，才、识、学也。苟无三端，难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窃凤皇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⑧虽然他所说“才、识、学”三个概念的前后顺序与刘知幾所论稍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他不但赞同刘知幾在八十年前提出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观点，而且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也正因此，其书内虽间有失实之处，但“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⑨ 此后，著名文学家自居易(772—846)也讨论了史家标准问题。他在《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中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今兹命尔，其有旨哉!……尔先父尝撰《建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⑩这里一方面强调史官“甚难其选”，提出史官必须是“雄文”“博学”和“通识”三者兼备，否则就是“无以称命”，也就是不称职，这与刘知幾探讨的才、学、识三长一一对应，他虽然没有进一步指明怎样才能算是文“雄”、学“博”、识“通”，但这一提法显然要比刘知幾以比喻形式的探讨更为具体；另一方面，白居易同时也是以其标准来选择史官的，他认为授予沈传师史馆修撰一职是“其有旨哉”，即符合“雄文”“博学”和“通识”的三长标准，希望沈传师“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这与刘知幾所说的“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也是相应的。 但是，白居易并没有提到刘知幾、《史通》和三长等名词概念。他是真的受到了《史通》的影响，还是暗合于《史通》而英雄所见略同呢?答案应该是前者。因为除对史家标准的探讨外，白居易还高扬刘知幾在《史通》中所大声疾呼的“直笔”“实录”精神，对此，张少康、刘三富认为：“白居易提倡‘直笔’、‘实录’，当然是由司马迁《史记》写作中的实录精神而来，但其直接思想来源则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11)陈允锋沿着这一思路，从史家精神与创作主体的品格、史家笔法与诗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白居易诗学思想与刘知幾《史通》的具体关系。(12)这可见，白居易与刘知幾《史通》有着莫大渊源。可惜的是，白居易也和刘知幾一样，并没有对他自己所说的“雄文”“博学”“通识”的具体标准展开论述，相反，他甚至比刘知幾对才、学、识三长的论述更为简略，这实在令人遗憾。 唐代后期，自称是韩愈四传弟子的孙樵也对史学问题多有论述，(13)代表作即其《与高锡望书》。对孙樵此文，清代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它与《史通》的关系。清乾隆三年(1738)完成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二一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在后面附录有清人储欣的评论：“史法略具于此，当与刘子元《史通》诸议论参看。”(14)此论言简意赅，既说明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也说明了孙樵对《史通》有所发展和补充。其中起首所论涉及史才问题：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扬雄)。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韩愈)。吏部修《顺宗实录》，尚不能当班孟坚，其能与子长、子云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独，意语横阔。尝序义复冈及乐武事，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足下齿发未及壮，其所得如此，则不知子长、子云当足下年齿时，文章果何如也?(15) 这里所说的“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与刘知幾回答“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时所说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的论述，及《史通》卷九《核才》中说的“史才之难，其难甚矣”等论述，意旨相同。后面讲到的文字表述效果：“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史通》卷六《叙事》专门谈到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主张：“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两相比较，孙樵显然是在刘知幾的基础上再做发挥，只是他这里所谈的主要是具体的写作才能问题，即才、学、识三长之中的“才”，而非总体讨论“三长”问题。 两宋时期史学发达，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更多，不但对其理论内涵阐述得非常详细明了，而且还很有深度。重要者，如北宋前期著名学者杨億(974—1020)说：“窃以良史之任，历代所难”，认为良史必须“通倚相(邱)[丘]、索之书，专羊盻《春秋》之学，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加以书法不隐，有骨鲠之风，多闻缺疑，无胸臆之论；三长之才识兼备，六家之论议所宗”。(16)杨億所说的三长，显然与他前面所说的“通倚相丘、索之书”等具体举例性要求有内容重合之处，因而由此也可知他对三长的一些具体认识，即在“学”方面必须“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在“才”方面必须“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在“识”方面必须“书法不隐，多闻缺疑”。毫无疑问，他的认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和《史通》中的有关论述是基本相同的，但他的具体说明则显然要比刘知幾的比喻式论述更为贴切得多。这是刘知幾之后，较早地对其“史才三长”论进行讨论发挥而提出的具体见解，拓开了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范畴的继续探索之路，值得重视。 苏颂(1020—1101)在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二月作《吕舍人文集序》，内中称吕夏卿(字缙叔)“少通经术，长而刻志史学，仕宦三纪，始卒史官，故其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大抵独得胸襟，自成机杼，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其爱君忧国之虑远矣……表善抑奸之意切矣……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矣。刘知幾有云：‘文之与史，其流一焉。’观缙叔所叙，汪洋闳衍，体制不一，然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其三长之最欤?”(17)这既是以三长称颂吕夏卿，同时也是对三长这一理论范畴进行讨论发挥。关于三长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刘知幾并没有明确解说。按照苏颂的理解，在“才”方面，为文记事必须“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在“学”方面，必须“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在“识”方面，必须“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独得胸襟，自成机杼”，“爱君忧国之虑远”，“表善抑奸之意切”，“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在苏颂看来，做到了这些，就是三长兼备，而且是“三长之最”。这是第一次提出“三长之最”的说法，对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的继续探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为文铲剔瑕颣、卓诡不凡，能够下继欧阳修的刘弇(1048—1102)，则在策问中以三长发问云：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自刘知幾著“三长”、“五不可”之论，而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 夫裒掇旧典，考览世故，成书既往者，信已难矣，而出乎其后者，又或恕心不存焉，耀己所长，訾累前作，迨如东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之诋马迁者以此；“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蔚宗(范晔)之诋班固者以此；而刘肃则并与二、三子而诋之，其论马迁也，与固之说略同，以为“班固序废兴则茂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蔚宗诎公才而采私论，拾典实而饰浮言”。由此观之，则是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也，可乎? 夫史之难既如此，而后世至乃取东观多为之员，举一代之事而责之以抄撮之众手，自以为庶几制作矣。今考诸(唐)太宗之《晋(书)》、令狐(德棻)之《周(书)》、魏王(魏徵)之《隋(书)》、五代刘氏(刘昫)之《(旧)唐(书)》，其失殆有甚于数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诸君刓精史学久矣，若固之讥迁、晔之讥固，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幾之论、刘肃之评，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如曰不若成之众手，则历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胜议哉?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苟者。愿揆之少一字诸君。(18) 这篇策问主要向士子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史才问题，一是史馆集众修史问题，但无一例外都是刘知幾和《史通》中提出的问题。策问的第一句话“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虽然用的是唐代孙樵的原话，但前文已经指出，这句话本身即是从刘知幾而来，而策问也随后就提到了刘知幾三长之论。策问的意思很明显，对刘知幾的三长之论，“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都认为史家必须具有三长，但大量事实表明，“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因此策问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就是史家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三长兼备，“全才”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史馆集众修史的弊端，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以“五不可”明确提出批评，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史馆修史；刘弇这篇策问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坚持史馆修史，同时指出唐朝、五代时期官修诸史的失误也不在少数，他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才能避免集众修史的弊端。 显而易见，前一个问题，是希望士子们对“史才三长”的理论进行发挥、完善，以求得史学“全才”；后一个问题，是希望士子们各尽其能，探讨和寻求避免集众修史的弊端的方法，以解决现实中官方修史存在的问题。这正是官方修史繁荣昌盛的宋朝，所面对并急需解决的两大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以刘知幾的史学理论来命题的策问，其必然结果，只能是积极促进和引导士子们加强对《史通》的重视和研读。就算这里提到的“三长”“五不可”是从《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知幾本传而来，但不能不引起士子们重视《史通》全书，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毕竟首先还得熟读刘知幾的《史通》才是。这篇策问的出题人刘弇为北宋中后期人，不管此前怎样，但从此以后的宋代士子们，不见、不读《史通》怕是不行了。 南宋初期，吴垧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撰成《五总志》一书，中云：“史官谓才、学、识为三长，而三长之难，识尤居甚。”(19)这是第一次明确表达出三长之中有识为最难之意。 大致与吴垧同时，周麟之(约1160年前后在世)在其《海陵集》卷五《辞免差兼实录院同修撰札子》《辞免同修国史札子》中，几次申明，史官必须兼具才、学、识三长。在所作《杨邦弼、陈俊卿并除著作郎》中，更明确宣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昔人尝以是为笃论矣。才不胜则僿，学不充则殆，识不卓则胶。三者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20)不但以三长选人，而且还对三长进行讨论发挥，认为三长的标准是才胜、学充、识卓，才不胜就会文章鄙野，学不充就会内心疑惑而不能定夺，识不卓就会拘泥于他人见解而自己无所创见。应该说，周麟之的这一解说是非常精到的。特别是他还认为，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这打开了将“史才三长”拓展应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思路，此后往往有学者对此发出应和之声。 南宋中期，魏了翁(1178—1237)在《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中说：“予尝妄谓子长之表，厥义弘远，而世鲜知之。以刘知幾之博通，犹曰表以谱列年爵，则余人可知。……今蔡公首摘大事以附年历，即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之事以为经，而上意之好恶、人才之消长，皆可坐见，与仅书拜罢而不著理乱者，盖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书之意，畴能及此?惜其中兴以后，大事未及记也。昔人谓作史者必有才、学、识三长，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21)对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表体，《史通》卷一《六家》、卷二《二体》中都仅仅提到“表以谱列年爵”的作用，卷三《表历》中更说：“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22)魏了翁则指出表体“厥义弘远”，直接对刘知幾之论提出相反意见，可惜并没有展开细说，未免缺憾。不过，他对蔡文懿《百官公卿年表》的高度评价，反映了他对撰写史表所持的原则和方法，其中特别强调，不能仅仅钩稽史料，而要写出史料背后所寓含的政治“理乱”，这样才能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弘远”见识。因此他赞同刘知幾提出的“作史者必有才、学、识三长”的观点，并指出三长是“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他和吴垧都像刘知幾那样，首重史识。 宋末遗民卫宗武(?—1289)在一首诗文中也讲到才、学、识三长，他说：“好士不论亲与疏，绝甘分少宁求余。孔程一见便倾盖，欢如故旧其非欤?世多奇俊无南北，平昔可曾致佳客?吾乡良友无出君，二仲之交犹欠一。青溪人瑞名闻扬，剑气上射牛斗光。淋漓笔下走风雨，其势浩浩声浪浪。……我家有竹门可款，植此不徒悦俗眼。批风抹月待嘉宾，绝胜肉食供朝晚。嵇吕交情虽似漆，千里相遇难再得。何如耆俊里社仝，时得亲薫才学识!”(23)显然，这里提到的才、学、识，更是古人从“通学”这个角度讲的，远远超出了史学这一个方面。 元朝对“史才三长”论的探索不多，但有些还是很有意义的。如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冯福京等撰成《昌国州图志》，冯福京在序言中开篇即云：“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盖非学无以通古今之世变，非识无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无以措褒贬之笔削。三者缺一，不敢登此职焉。”(24)冯福京所说的三长的具体顺序与刘知幾所云有所不同，对三长概念的解说也非常具体明了，反映了他对三长之论的进一步深入思考。特别是他强调，史家只有“必擅三者之长”，而后写出来的史书才能“传信于天下”；而史书也必须做到“传信”，否则“不如亡史”。这其实就是要求，凡是史家，凡是以史为职者，必须具备三长，也就是冯福京所说的“三者缺一，不敢登此职焉”。这与刘知幾在谈论三长问题时所言“史才须有三长”，“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的表述，并无轩轾。但冯福京从史书“传信于天下”的角度来强调“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则是他的新发展，比刘知幾单从三长之一的“识”方面来要求“善恶必书”要宽广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