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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宋元时期对“史才三长”论的直接应用 刘知幾在《史通》中虽然没有集中提到“史才三长”论，但书中的许多篇章，却也往往在运用才、学、识的标准来评史论人，其中尤以《核才》《鉴识》等篇为典型。因此刘知幾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一史家标准论，而且也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实践者。 此后，最早直接沿用才、学、识三长概念来讨论史官、史家标准的，是唐德宗时期的赵元一。他在《奉天录序》中的自述表明，他不但赞同刘知幾的三长论，而且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因此，他是除刘知幾本人外，第一个应用这一理论成果之人。而之后的白居易，也无例外地代表朝廷用这一标准来选拔史官。 两宋时期官方史学发达，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逐渐成为朝廷选择史官的指导性纲领。还在北宋前期，著名学者王禹偁(954—1001)即在《上史馆吕相公书》中，用三长之论与人商讨史官人选。他说：“国子博士李觉，属以修撰二朝政事。……相公且曰史笔之难有三焉，才也、学也、识也。相公岂以馆阁诸生才、学、识见，皆不及觉邪?则舍此而取彼可矣。若犹未也，相公又何如哉?……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则某耻之，相公亦耻之。矧相公监修国史，得不留意乎?”(25)这是直接用才、学、识三长来评论史官，并要求以此来选拔史官，以史官不具有才、学、识三长为耻。从其所言可知，时任监修国史的“吕相公”也曾说过“史笔之难有三焉，才也、学也、识也”，所以王禹偁也就不必提出刘知幾的姓名，而是直接以“吕相公”之论还治其人之身，使其自相攻伐，迫其真正以才、学、识三长来选拔史官。才、学、识三长论当然是刘知幾的专利性创发之论，因而不管这里是否提到刘知幾的姓名，都足见其“史才三长”论影响之大。 百余年后，刘安世(1048—1125)在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弹劾新任著作郎欧阳棐不堪史才时，则径直以“刘知幾之论，以才、学、识为史官之三长”为理据，认为欧阳棐不具三长，不可“叨窃误恩，列职太史”，并称“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26)请求追还任命，别加遴选。奏上，诏“从之”。(27)而北宋末张扩所云“真儒通天地人，良史兼才学识”，(28)以才、学、识兼备的“良史”和兼通天地人的“真儒”相提并论，更可谓是对三长论的高度褒美与阐扬。 南宋前期，每自比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等前贤，并为大儒朱熹、张栻所雅敬的王十朋(1112—1171)，也对“史才三长”论予以明确肯定，并用来评价有关史书。其言云： 洙泗大儒既没，褒贬之笔失传。龙门太史公不生，实录之笔遂绝。嗟乎!世衰道微，非独圣人不得而见，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国朝四叶，人文最盛，欧阳(修)、宋(祁)二公以巨儒修史，号为得人。《(新)唐(书)》、《(新)五代(史)》二书，法度森严，议论至到，真可与马迁争衡，使班(固)、范(晔)北面，奴仆命陈寿以下也。然读二史者，亦不能无疑于其间。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惭德在父子兄弟间，史赞不少加贬，反捃摭其好大喜功与复立浮图二事，赦大罪而贬小恶，岂《春秋》褒贬法，良史直录笔耶?陈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劝武后兴明堂太学，实盛典也，史乃谓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荐圭璧于房闼。苟谓武后不足以王道劝，则孟子以仁义劝战国之君，又宁逃怪笑之域耶?肃宗复两京，李泌之谋居多，论者谓功大于鲁连、范蠡，史赞泌乃略不假借，方且异其为人，谓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刘蕡廷对过汉晁(错)、董(仲舒)，最布衣之所难言，亦忠臣义士所当言者，史乃讥其太疏直，谓蕡不先以忠结上而后为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阶可结上耶?《五代》本纪，区区求合于《春秋》之法，又从而释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拟经，吾恐后世以僭窃之罪归之矣。呜呼!良史不难得也，才、学、识。如二公，其议论去取之际必不苟，愿求其用心处。(29) 刘知幾在谈到“史才三长”论时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30)王十朋说“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但也“不难得”，只要具备才、学、识三长即可，这与刘知幾所言是同一意旨。刘知幾又在《史通》卷九《核才》中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王十朋在文中，批评欧阳修、宋祁主修的《新唐书》对唐太宗“赦大罪而贬小恶”、称陈子昂“殊可怪笑”、“薄”李泌“之甚”、讥刘蕡“太疏直”等做法，认为《新唐书》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疑于其间”，也就是识见不高；又认为欧阳修独撰的《新五代史》效法《春秋》是“以史拟经”，犯有“僭窃之罪”，当然也是无识了。可见，王十朋不但明确赞同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而且实际上也是在运用三长，特别是以其中“识”的标准，来评价《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并要求学生们也从才、学、识三个方面，去讨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议论去取之际”和“用心处”。这当然是对“史才三长”论的推广和应用。 洪迈(1123—1202)在《辞免兼修国史奏状》中称：“史官之权，从昔所重。……臣三预编摩，两叨修纂，初无才、学、识之三长，以裨笔削。”(31)周必大(1126—1204)也曾请辞史官之职，但朝廷不允，原因是他“执简于编年，兼才、学、识之三长”。(32)周必大在《高宗实录误字》一文中，从正反两方面论曰：“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须专任，乃无抵牾。近世止作兼职，人人为之。《高宗实录》成，尝求外祖王给事中靓列传观之，殊可叹。”(33)指出史官一定要专门选用才、学、识三长兼备之人，否则所修史书必然抵牾错出，并举例说《高宗实录》之所以会出现错误之处“殊可叹”的情况，原因即在于此。这是以正面讲道理和反面摆事实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史馆在选官用人时，必须秉持“史才三长”论的原则。 而据李心传(1167—124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庚寅，宋高宗曾问宰执大臣：“三朝国史何日可进?”陈康伯对曰：“帝纪已成，列传未就。”高宗曰：“史官才难，刘知幾谓必具才、学、识。卿宜谨择之。”(34)这是以皇帝的身份，要求选择史官必具才、学、识三长。 此后，许应龙(约1174—1264)《东涧集》卷三《袁甫除著作佐郎诰》、真德秀(1178—1235)《西山文集》卷十六《辞免兼修史状》、徐元杰(1196—1246)《梅野集》卷六《李性传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制》、李曾伯(1198—1265至1275间)《可斋续稿》卷二《谢尤内翰四六札》、方逢辰(1221—1291)《蛟峰外集》卷一《除著作郎诰》等文，都以才、学、识三长为史官标准，用许应龙的话说，就是：“专司论撰，非兼才、学、识之三长，曷膺是选?”(35)而朱熹三传弟子、浙江金华人王柏(1197—1274)在《悼蔡修斋》中，称永嘉学者蔡范“不沽直而不徇时”，“以节用爱人”，“以静重为威”，“直方大之德、才学识之长”。(36)从其全文可知，主要还是从史学方面讲的。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其中把“德”与才、学、识三长并列，并冠于三长之前。王柏如此做法，或许属于“无心插柳”的偶然所为，但无意间开启了“史家四长”讨论的渊源。不知后来同样信奉朱学的清代浙江会稽(今绍兴)章学诚，是否曾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在才、学、识三长之前，明确补以“史德”?而近代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对这四个范畴的具体排序有所不同，对其具体内涵的阐释也有所差别，但仍然坚持把“德”冠于“四长”之首，与王柏的做法并无不同。 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明确把“史才三长”推广到史学之外的，是宋末民族英雄谢枋得(1226—1289)。他编有《文章轨范》一书，共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六十九篇。每卷有小序一篇，讲明本卷录文要旨及为文之法。对每篇文章，各有批注圈点，“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37)其中卷六小序云：“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叶适)曰：‘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38)内中辑录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韩愈《柳子厚墓志》、元结《大唐中兴颂序》、柳宗元《书箕子庙碑阴》、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李觏《袁州学记》、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范仲淹《岳阳楼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相关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毋庸讳言的是，没有一篇属于正规的史学文章。由此可知，谢枋得已经把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才、学、识三长标准，用在教人如何学习古文之法的文学领域了。清代袁枚(1716—1797)曾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39)郭沫若指出：袁枚将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40)而从上述内容可知，袁枚“诗亦如之”“识最为先”的两层论述，都可以从宋代学者这里找到源头。 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终于成为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元朝史学不盛，但不论私人史家，还是朝廷选择史官，都沿袭了“史才三长”这一传统。由宋入元的文学家王义山(1241—1287)为北宋初期著名学者王禹偁之后，他曾指出唐朝杜佑《通典》、北宋官修《续通典》都“有可议者”，但随即又谦称：“余何人，斯无才、学、识之长而敢论史?多见其不知量也。”(41)金元时期，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1249—1293)在送王之才赴史馆编修时，盛称王之才“擅才、学、识”，认为他担任史馆编修一职，是“公躭史癖今史荣，奸魂夜哭崔浩直。善恶磊磊轩天地，笔头休放波涛息”。(42)对三长兼备的王之才寄予了厚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