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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经分离下的古史辨 “六经”与孔子脱离关系，成为不同时期的史料，是古史辨的立论基础，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皆然。古史辨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2]卷一181其论孔子则言：“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2]卷四12古书本来就不多，流传至今的更少，《论语》中说舜是圣君，其难道就不能再是《尧典》中“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孟子》中的孝子模范了吗?《论语》中称孔子是君子，其难道就不能再被称为圣人了吗?顾氏将孔子与“六经”分离，经说分属于不同时代，其真实意图在于瓦解经学。在1935年写的《崔东壁遗书序一》中，他论证辨伪古书最终将“六经”分属于不同时代，并总结道： 经了这一分，而后经学解体，孔子不再可能成为教主。可见辨伪的工作，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我们应当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2]卷七166 顾氏在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之间所书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更明确道： 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卷一173 上引二说，前者迎合民国时代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学风，后者借用马克思主义将孔子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埋葬经学。 经过钱玄同、顾颉刚的努力，经学在学科上彻底被纳入史学，在价值上彻底被瓦解。且钱、顾二人处理经学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现代学术转型之后的“历史”学科建设，其特征就是将经学视为史料，并用各种历史理论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在这种研究中，经籍之所以为经的意义，已经丧失殆尽。构建中国古代历史，经书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不能将作为古史材料的经，与经学本身混为一谈。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明确地宣布了中国一切典籍的史料化，并对其进行科学整理的方法。这种态度不仅全面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颠覆了经学的研究。经学史料化之后，经书中的记载被当成是最古老的历史——并且是“伪史”来重新审视，从而形成了“古史辨”运动。而整理国故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学术分科的全面建立，则把经书分散到几个学科之中，经学也随之完全消失。 【参考文献】 [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顾颉刚.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31. [4]胡适.胡适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90.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36. [6]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