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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经考史的学术价值及局限 值得注意的，郭先生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同时，并非彻底否定传统儒家经典的学术价值，相反，其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史料价值高度重视。他屡屡言及： 就是《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但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不可！[5](P95) 《周官》尽管是有问题的书，但只是经过刘歆的剪裁添削，割裂改编而已，其中自有不少的先秦资料。 《周官》和《左传》一样，固不可尽信，然亦不可尽不信，使用时须得有一番严密的批判。[7](P32) 《周礼》虽然是有问题的书，但那问题是在刘歆利用了许多先秦的原始材料而加以改编，并掺杂了一些杜撰进去，故《周礼》仍然有丰富的先秦资料存在。[20](P30) 事实上，早在郭先生提出以上观点之前，吕思勉先生强调不要再纠缠于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提出“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16](P106)的主张。郭沫若先生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基础上，自觉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分析出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并结合各种新旧资料，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较早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诸如郭先生依《孟子·万章上》“二嫂使治朕栖”记载，以说明史前社会的“彭那鲁亚”婚制，[5](P20)结合《诗经》之《豳风》《豳雅》《豳颂》中的农事诗以证周初“从牧畜社会的经济组织一变而为农业的黄金时代”，结合《诗经》等考察周初的阶级构成，从“最可靠的信史——《诗经》”中所记长江流域、西方和山东一带的民族构成推论周宣王时周朝“还是被四围的氏族社会的民族围绕着的比较早进步了的一个奴隶制的社会”。[5](P24-26)又如郭先生试图通过对《易经》所反映的中国早期社会的生活基础、社会结构、精神生产等史料分析，[5](P32-89)“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5](P38)他还试图根据《尚书》“研究殷周时代的古代社会及其思想”，[5](P96)并竭力从《诗》《书》二经中搜集史料，论证殷周之际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考察“当时的产业状态”“阶级对立”“宗教思想”“社会关系的动摇”等状况，探寻周代“社会变革”的真实信息。[5](P90-186) 《尚书》也是学术史上争议较大的一部古书。尽管郭先生认为《尚书》是一部“可怀疑的”[5](P90)古书，但在科学考察《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等著作的时代的基础上，其仍然将《尚书》作为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并结合金文资料，屡屡以《尚书》的记载为根据，深入系统地考察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如他以《尧典》“四岳”“十二牧”来解释禅让制下的“氏族评议会”，[5](P20-21)以《吕刑》以钱赎罪的制度揭示“奴隶的解放”。[5](P26)郭先生指出，《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完全是‘托古改制’的伪作”，“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乎不可”，但“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5](P95-96)郭先生认为《盘庚》中的某些文字，“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但无论怎样，就从那不愿迁徙那么简单的史影看来，已经就表现着有了农业的状况了”。他依《尚书·无逸》的记载，推论殷代“农业纵有也是在萌芽的程度”[5](P103-104)，“就在文王的初年都还是不十分发达的农业，但是不久之间就完全变换了一个世界。”郭先生依《周书》中《洪范》《大诰》《金縢》《酒诰》《梓材》《康诰》《洛诰》《无逸》《多方》《立政》“差不多篇篇都有关于农业的文字”，以证周代“农业轰轰烈烈地发达了起来，文明也就一天一天地灿烂了起来”。[5](P111-112)他试图从《康诰》《召诰》《多土》《费誓》中“供役”的记载，探寻“奴隶的成因”。他还结合《梓材》《尧典》探寻“庶民”“百姓”“黎民”的意义。[5](P120-121)郭先生结合《召诰》《梓材》《大诰》《康诰》《君奭》考察周人的天命思想，结合《酒诰》《康诰》《梓材》考察周人的“德”的思想，[5](P128-130)并在对《洪范》中的“天”“帝”“五行”“五事”“八政”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周代的神权政治和折衷主义统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5](P130-143) 在经学史学化背景下，学术界有关《周礼》的真伪之争不仅导致该书原有的经典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怀疑乃至彻底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亦逐渐成为近代以来史学家的重要学术倾向。但值得注意的，亦有不少史学家对《周礼》一书的史料价值颇为重视。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合《孟子》《左传》《国语》以研究《周官》所载乡遂制度，[17]后来蒙先生通过对先秦时期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考察推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18]以后，斯维至先生亦由“《周礼》所言职官之名称及其职掌，实与金文往往契合”，以此书“固考史者最可信之资料”。[19]郭沫若先生对《周官》一书的史料价值亦颇为重视。他屡屡结合《周礼》研究周代田制：“孟子式的井田说，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它所根据的应该是《考工记》的《匠人》职文，或与《匠人》职文同根据一种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考工记》的井田制大率在齐国是实行过的”，“周室治野的办法在《周官·遂人》职文里面还保持着，那是纯粹的十进位办法，没有‘九夫为井’的那一套花样，但遂沟洫浍川等名称是完全相同的”。[7](P30-31)他曾结合《周官·秋官》职金的职掌推测，周代“已经有美金恶金的分别”[5](P110)，结合《周官》地官质人职掌以证周代人民并且还可以“当成牲畜来买卖”。[20](P30)他还指出：“《考工记》三十六工也都是官，是一些国家官吏管辖着各项生产工艺品的奴隶以从事生产”，“《周礼》在好些官职之下都有‘贾’，地位与胥徒相当”。他认为古代农工商之外的“虞”即“《周礼》的山虞、泽虞”。[20](P47-48)凡此表明，郭沫若先生对《周礼》的史料价值是颇为重视的，并非“于其真实性之一面并抹杀之”。[19] 综上所述，在经学史学化的学术背景下，郭先生试图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发掘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以获取中国古代社会的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从而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清算”。郭先生自觉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著作时代和材料真伪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基础上，“摆脱了经学的思想和义例的束缚”[21]，充分注意到传统儒家经典的史料价值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并开拓性地结合传世文献、古文字资料和民族学材料，参互印证，这一尝试不仅“预示着考据学方法和视界的又一次突破性变革”，[22]而且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大变革”。[21]不可否认，在新旧学术转型与中国史学变革的过程中，郭沫若先生对于传统儒家经典史料化的尝试和努力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郭先生在以后的学术实践中曾对这一局限有过颇为深刻的检讨：“《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我从前也是这样。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又如，“《尚书》我们早知道有今古文之别，古文是晋人的伪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里也有真伪，也是到近年来才开始注意到的。例如《尧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谟》(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贡》、《洪范》这几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实都是战国时代的东西——我认为当作于子思之徒。我在前虽不曾认《典》《谟》为‘虞书’，《禹贡》为‘夏书’，以作为研究虞、夏的真实史料，但我却把《洪范》认为确是箕子所作，曾据以探究过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错误的。”“《吕刑》一篇，文体与《左传》相近，旧称为周穆王所作，我也深信不疑。但其实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时期吕国的某王所造的刑书，而经过后来的儒者所润色过的东西，吕国曾称王，彝器中有《吕王作内姬壶》可证，由文字上看来是春秋时期的器皿……这已尽足以证明它决不是周穆王所作的了。”“自来说《诗》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的规定，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诗，《毛诗》认为‘周公陈王业’，研究古诗的人大都相沿为说，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了。就这样，一悬隔也是上下五百年。”[7](P4-5)凡此表明，郭沫若藉经考史的学术尝试并非意味着近代以来的经学史学化的终结，从这重意义上讲，郭沫若先生在经学史学化背景下撰著的，被誉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仅仅具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基础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