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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献校勘传统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就校勘目的而言，古人有三个层面的认识：首先是求得文献原本之真，恢复古籍原貌；其次是勘正古籍中的错误，不诬古人，有益后人，促进学术发展；再者是通过校勘古籍，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有利于国家文治建设。就校勘原则而论，古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用多闻阙疑的态度审慎对待古籍，对于古籍中的字句讹舛，绝不轻改妄改。对于校勘家的修养，古人认为，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系统而完整，是当代文献学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关 键 词】古代文献校勘思想/校勘目的/校勘原则/校勘家修养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 )，男，河南省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研究。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献校勘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即开始对出现讹误的文献进行校勘。此后，又在不断发展的文献校理过程中，总结经验，阐发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成为当代文献学可资借鉴的文化遗产。 一、校勘目的论 校勘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意义如何，文献学家在校勘工作中，会不断地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归其真正，克复其旧”。文献校勘的首要目的是求真，即求得文献原本之真。对此，颜师古较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汉书》时对《汉书》作了必要校勘，指出要通过“曲核古本”，消弭后世之人任意刊改增删《汉书》所造成的错讹，达到“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目的[1]（卷首，《汉书叙例》）。“归其真正”、“克复其旧”即主张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自此以后，凡校勘文献者，均以此为目标。至清代，段玉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论述：“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2](P298)把校勘当作求得经书之“是”的手段。黄廷鉴也指出，校勘古书，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古籍原貌，并主张“注存旧本，不没其真”[3]（卷1，《校书说二》）。 “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校勘观念一直被学术界所接受。学者们坚信，只要“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4]（《序》），就能够复原古籍面貌，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胡适曾归纳这一思想云：“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相差最微。”[5](P151) 校勘过程也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原稿的原文和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证被记载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及客观性，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播，从而使后世不被错误的历史或思想所欺骗和愚弄。 （二）“有功古人，津逮后学”。校书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对此，王鸣盛云：“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4]（《序》）。对此观点，晚清叶德辉深表赞同。他强调，“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并深刻指出校勘“有功古人，津逮后学”[6](P50)。为此，陈垣指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7](P519)古书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衍讹误，必须靠校勘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古籍在文化传播中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在中国古代，前人事迹、圣人思想、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等一切历史的内容都是靠文字和书籍来传播的，文献几乎成为古代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但是，书籍在传抄、印刷、整理过程中不免常常发生一些失误错讹，乃至“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8](P335)，这些失误错讹又常常造成文化传播过程中真实信息的中断或扭曲。如果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不辨真伪正讹，而一味依循古籍中的错误文字去研究、去接受，自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由谬误文字必然导致产生谬误思想，贻害无穷。故要纠正文献流传中出现的错讹，校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钱大昕曾说，校理文献，“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9](P603)，并认为，“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10]（《自序》）。校勘古籍，一方面，还古人清白，做古人功臣；另一方面，刊正错误，有益后人。钱大昕认为，日读误书而不知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他说：“经史当得善本……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11](P76)校勘就是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9](P604)。段玉裁认为，校勘不仅要定底本之是非，还要定立说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2](P336)。可见，校勘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既不诬古人，又不误今人。 （三）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校理文献是主体的行为，校什么书，不校什么书，其中隐含着校勘者的思想观念。从现存资料看，古人校书，绝非“好治闲事”[12]（《俞樾序》），而是有着明确的致用观念。就中国校勘史而言，自始至终贯彻着保存典籍、传承文明的思想。就每位学者而言，又会因学识修养与个人兴趣等的不同导致每个人校勘古籍的差异。宋代范祖禹曾批评王钦臣奏请道士陈景元校勘道书，指出：“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无所不有，本非有益于治道也。……道书除老子、庄、列已立于学宫，其余多虚诞不经，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观自有道藏，馆阁所藏，唯备数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崇长异学也。”[13]（卷21，《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校理图书，其目的在于减少文献中的错讹，利于人们学习利用，从而使学术昌明，有益治道。但范祖禹却担心校理道书会加快它们的传播，崇长异说，紊乱儒学，不利于士习民风的养成，是一件“轻朝廷之体，羞当世之士”的事[13]（卷21，《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和范祖禹相似，林亿在校勘《黄帝内经素问》时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的社会意义，指出古书经过校勘，“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14]（卷首，《林亿序》）。曾巩校理史书，正是为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有学者指出，曾巩校书是“考古知今以经世”[15](P60)。清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研治之精，备受推崇，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水经》及注乃是一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著作，认真校理，就是为了经世致用。他在“五校本题词”的结尾引朱郁仪《〈水经注〉序》中之语，说：“有国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经》之理，引申触类，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但如果“读误本《水经》而不知正”[16](P653)，其中经世致用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有鉴于此，全祖望才尽其所能，通过校理《水经注》，为世人提供一个善本，以便应用。 总之，中国古代学者对校理文献所具有的经世价值有自觉认识。如段玉裁评价卢文弨校书的意义时说，“校雠之事，自汉刘向、扬雄，后至圣朝极盛。公自以家居无补于国，而以刊定之书惠学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2](P204)。认为校勘古籍，无论是对于国家文治建设，还是应用于现实，都是极富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