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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勘家修养论 校书是一项为时长久的工作，其中之艰难，古有定论。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敏求关于书籍校勘的话说：“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42](P197)朱弁《曲洧旧闻》也有类似记载：“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43](P141)清人黄丕烈在校书实践中对宋敏求的话深有同感，他说：“校书之难，如扫落叶，如拂几尘”[22]（卷4，《新序十卷》）；“书之难校，扫叶拂尘，可为至论”[22]（卷5，《刘子新论十卷》）。不是青灯黄卷日复一日地校书，实难有如此切入肌肤的体会。 既然校书如此困难，也就对校勘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具体如下： （一）对校勘家自身修养的要求。文献校勘是在校勘者主体支配下的学术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勘者主体的观念及修养支配着校勘实践的进行，决定着校勘实践的方式和校勘质量的高低。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校勘家都对自身修养提出过要求。 第一，知识储备：广博专精。颜之推认为校订书籍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储备：“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4](P219)欧阳修也认为，书籍内容，至为庞杂，校勘者必须学识渊博，要求“天地万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21](P1446)。中国古代书籍，尤其是经史著作，其内容上涉天文，下及地理，中载古今变化，旁预玄远幽怪，如学识浅薄，触处皆滞，校勘工作自然无法进行下去。故而，顾炎武强调，“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29](P670)。孙从添也认为校勘家要“博学好古，勤于看书”，“勤学好问”[44](P40)，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方能从事这一工作。 对于校书者而言，光有“渊博”的学识储备还不够，还必须“专精”。李笠曾指出，“校勘学家应具两种学识，一曰常识，二曰特识”，常识“无工作界域之区别，一切校书家俱用之”，而特识则是“从事工作时特殊对象之鉴别”[45](P507)。广博的知识储备，可以看作是“常识”，必须人人具备，方能从事校书，“特识”则是一种特殊的修养，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储备，可用之于与之相关的文献的整理。 从事校勘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荦荦大者，有文字、音韵、训诂等语文学知识，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文献学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门知识。文献以文字来书写，但文字、读音屡经变化，造成文献讹误，宋代岳珂、清代顾炎武都对文字、音韵变化造成的文献错讹作过分析。正因如此，清代学者主张“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41](P148)，故加强文字音韵学修养，成为校勘学者的共识。版本、目录等文献学知识，更是校勘文献不可或缺的修养。此外，古代学者还强调“专家校书”，汉代刘向校书即形成这一优良传统，如“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兵部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是用具备某一方面知识的专家校理相关文献，事半功倍，效果极佳。 第二，治学态度：勤勉细心。在古人看来，校勘古书，还必须具备两种治学态度，即一要勤勉，二要细心。古代文献学家校勘古籍，非常勤恳和细心，“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24]（《朱文藻序》）。朱翌《潜山集?题校书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勤勉细心校书的情景：“我闻校书如扫尘，尘随帚去辄随有。萤窗孤坐志不分，帝虎鲁鱼相可否。榻上诸公富贵人，安能辨此铅黄手。绿柳啼莺耳畔春，翠袖弹丝眼前酒。如何复窥蠹简尘，又借管城公作帚。画史画名不画实，润色丹青传不朽。我是瀛洲旧校书，挥汗磨铅胝两肘。当时万一见此图，诸郎不免涎垂口。”[46]（卷1，《题校书图》）诗中所云“萤窗孤坐”、“挥汗磨铅”，亦指出校书要耐得住寂寞。王鸣盛考校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其云：“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饮饭进羹，登春台，饗太牢，不足喻其适也。”[4]（《序》）这不仅是勤勉细心，而且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每校出一处错误，竟如登春台、饗太牢一般享受！没有对校书事业的热爱，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 第三，对待自己：勇于反思。古代高明的校勘家律己极严，常常解剖自我的校勘工作，反躬自省。以钱大昕为例，在校勘工作中，他反对吹毛求疵、自我炫耀的作风，说：“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箫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10]（《自序》）很明显，钱大昕反对在校史时指小疵为大创。钱大昕主张考校古书，宜时时自省，忌夜郎自大，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颇不以为然。他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见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而不暇，何暇论人哉。”[9](P278)虽然钱大昕所反思的是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治学问题，但确实包括校勘学在内。这种号召学者反躬自省的观念，正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二）对校勘家资料占有的要求。校勘必须掌握广博的、用以比勘佐证的资料，这是历代文献学家的共识。 第一，广搜异本（副本）及占有各种材料。校书必广搜异本（副本），是自刘向以来文献校勘家的共同主张，他们或付诸实践，或进行理论阐释，都把广储异本放在资料准备的首位。这些异本包括稿本、抄本、拓本、印本、注本、选本、校本等。章学诚说：“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25](P37)从理论上论述了广储副本、异本的重要。黄丕烈也认为校书必须集众本以校一书，搜罗不同的版本进行互校，他说：“古书传抄，岂能无误？得此证彼，可定去取，所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也。”[22]（卷5，《砚笺四卷》）他在校旧抄本《归潜志》跋语中这样说：“且书必备诸本，凡一本即有一本佳处。”他在校勘《周礼》一书时，就以明代嘉靖本为底本，以董本为主，参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等七个不同的本子，“集腋成裘，以期美备”。 校勘古籍，除了用本书的各种异本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宋代馆阁整理医书，网罗众本，参以他书，“搜访中外，裒集众本，寖寻其义，正其讹舛……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敘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泝流而讨源……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14]（卷首，《林亿序》）。如校理《千金要方》，“自广内秘文及民间众本、道藏竺典、旁篇杂子，并用搜访，以资参考，得以正其舛互，补其遗佚”[47](P999)，真可谓穷尽一切材料，以资利用。 和前人一脉相承，王鸣盛校书占有资料极其丰富，他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4]（《序》）王鸣盛认为，从事校勘，必须博综群籍，凡世间所有之资料，均要搜罗殆尽，以供佐证，以便校勘时相互检照，达到精校之目的。 广泛占有各种材料，尚需认真甄别。如王念孙父子最善于利用类书校书，由于人们对类书的价值评价不高，故而提出谨慎利用的问题。朱一新评价王念孙父子校书云：“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诸儒龂龂考定之本，不亦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38](P75)近人刘文典也说：“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48](P6)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占有资料，不可不慎。同样，对于他书注文，利用时也要格外小心。卢文弨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书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23](P284) 第二，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及专家意见。校勘文献，代代相继，前人校勘成果理应成为后世校勘的参考。从校勘发展史来看，后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利用比比皆是，对前人校勘成果的评论也一分为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宋代沈揆校《颜氏家训》，就利用了谢景思的校勘意见，在把闽本与谢景思校本比较后，虽谢氏校本“亦时有此疏舛”，但“所校颇精善”，故“多采谢氏书，定著为可传”[34]（《沈揆跋》）。王念孙校《荀子》，也尽可能地吸收了各家校本的可取之处，“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49](P136)。 博访通人，听取专家学者意见，也是校勘家占有资料的有效途径，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清乾隆五十六年（1781年），阮元充石经校勘官，撰《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博采戴震、刘台拱、王引之、金榜、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看法，焦循为之作后序，称其“博访通儒，务从人善”，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校勘学家虚怀若谷、博采通人的良好学风。对此，孙从添有言：“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于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版文字，访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然而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所以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44](P41) 要言之，校勘家的修养是影响校勘成果质量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此，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理论上有着清醒认识。在他们看来，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文献学思想，而且有益推动了中国文献校勘实践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