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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勘原则论 中国是文献大国，长期的文献整理亦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并进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校勘工作理念。校勘古籍的宗旨是返真求是，尽其真、求其是就成了校勘文献高树的旗帜。由此，“实事求是”的校勘思想成了文献校勘的优良传统，并成为主导校理古籍的首要原则。 其一，多闻阙疑，审慎对待古籍。自孔子提出“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后，后世校勘古籍均将其奉为圭臬。《汉书?艺文志》对阙疑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云：“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寝不正”。颜师古注云：“《论语》载孔子之言，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作也。”对于不能遵守“多闻阙疑”之义的现象，《汉书?艺文志》还提出批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1](P1723)，严重损害了经籍的流传。东汉学者何休在注疏《春秋公羊传》时也阐发孔子校勘古籍的微言大义，指出：“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7]（卷22，《昭公十二年》），所谓“不欲令人妄億错”，是说孔夫子不希望后人在校书时，对于疑字阙文，通过任意猜测来处理。这说明，孔子对待古籍极为审慎，疑则传疑，为后世校书立法。何休把孔子“四绝”引进校勘领域，当作人们校理文献的不二法门，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做好了这四点，自然就会在文献校理方面作出成绩。总之，“多闻阙疑”是要求在校勘资料的搜求和考证方面：一是力求“多闻”，充分利用各种版本，广泛考察一切可资利用的他书资料，综合使用各种校勘方法，进行考校。二是在校书过程中，坚持“阙疑”，也就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绝不妄下断语，“苟无依据，皆属阙疑”[18](P283)，“正其脱谬，疑者阙之”[19](P191)。对“阙疑”之旨的贯彻，则体现了校勘态度的客观与审慎。 宋代馆阁校勘，一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臆断，不师心自用。宋真宗咸平年间校理《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是非互出，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苟无依据，皆属阙疑。其余则博访群书，遍观诸本，傥非明白，安敢措辞！虽谢该通，粗无臆说”[18](P283-284)。重版本、重证据、不主观臆断，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一言去取，必有稽考”[14]（卷首，《林亿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三种古传本，即《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三种传本不尽相合，宋嘉祐年间整理《金匮玉函经》，即云：“《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20]这是崇尚尊重历史上所形成的不同传本的差异。欧阳修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每个人都会有知识方面的缺陷，故而在校勘文献时要有自知之明，慎之又慎，小心从事。所谓“君子之学有所不知，虽圣人犹缺其疑以待来者，盖慎之至也”[21](P2254)。对于反复研究依然搞不清楚的问题，主张采取“难以臆断为定，当两载之，使来者自择”[21](P1018)。 至清代，“多闻阙疑”更成为学者校书的准绳，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无法解决的疑误问题的处理方法，赋予这一原则更加系统、丰富的思想内涵。黄丕烈力主校书要保存古书的原貌，他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吾于古书，亦守斯训尔。”[22]（卷3，《中兴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卢文弨亦云：“宋以前所增窜者，疑亦不少，此则不敢去，恐其舔糠及米也。舍宋本而从别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专辄而改旧所传，则吾岂敢！”[23](P142)对于史书中的讹舛，钱大昕的处理方法是：“今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讹，加以驳正，皆必依据古书，非敢自逞臆见，仍注于诸条之下，以便省阅。”[9](P285)鲍廷博亦认为：“遇有互疑之处，择其善者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24]（《凡例》）章学诚也说：“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为必是也。”[25](P38)“择善而从之”、“两存之”、“仍之”，反映的恰恰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 其二，字句讹舛，不可轻改妄改。“多闻阙疑”是就对待文献的慎重态度而言，不可轻改妄改古书则是针对校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而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轻改妄改古书，历来是文献整理的大忌，而慎改古书历来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对于妄改古书的情况，自汉至今，一直遭到世人的批判。许慎作《说文解字》，严厉批评了“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耀于世”的行为。宋明人好改书，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抨击。宋代苏东坡指出：“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26](P147)此即妄改古书，造成书籍讹传百出，而令苏东坡非常气愤。《宋史?田敏传》云：“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27](P12819-12820)此即因任意改字搞乱了经籍的本来面目，故而遭到非议。对宋代坊间刻书任意篡改内容的恶劣做法，清代顾广圻等也都予以批判，他说：“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玄卖，而古书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转转舛错脱落，殆不可读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触目满纸，弥不可读者有之。又甚而奋其空疏白腹，敷衍谬谈，涂窜创疻，居之不疑。或且凭空构造，诡言某本，变乱是非，欺绐当世，阳似沽名，阴实盗货，而古书尤失其真。”[28](P164)坊间刻书，为了赚取最大利润，或增删换易，或标新立异，或涂窜敷衍，或凭空构造，致使文献典籍“舛错脱落”，“多失其真”，传之后世，不忍卒读。 明代学风浮华，妄改古书更胜于宋代。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作了猛烈批判。他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29](P672)妄改古书，一是对后世造成很坏影响，“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29](P671)；二是造成文晦义舛，谬种流传，“不知其人，不论其事，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29](P672)。顾炎武还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30](P69)杭世骏对明人任意改变书名、删削卷数、掺入其他资料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明人之妄如此”[31]（卷18，《欣託斋藏书记》）!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号称丰富，但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也相当严重，号为“书厄”。隋代的牛弘、明代的胡应麟等曾分别提出图书“五厄”论[32](P1289-1299)、“十厄”论[33](P6-7)等。饶有兴味的是，清人黄廷鉴认为妄改古书也是古籍一“厄”。他说：“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裨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3]（卷1，《校书说二》）由此可见，在秉承实事求是思想而整理文献的学者那里，妄改、轻改古书对文献的破坏和朝代更替、兵灾匪患、水淹火烧等对文献的破坏毫无两样。 在批判了前人刻书校书妄改古书的现象以后，文献学家们提出了“慎改字”、“不改字”的主张。 其实，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校理文献时，对于改动字句历来是小心谨慎的。东汉郑玄在校理经籍时，不仅不刊改文字，而且还保存异文，择优而从。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校书，对妄删、妄加都提出批评[34](P375-472)，告诫人们校书必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以意增删，徒增讹误。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充分估计到古书在传抄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误的严重性，把校勘看作是释义的前提，他谈到自己的校勘原则时说，“余既撰音，须定纰缪。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复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又存之者，示博异闻耳”[35]（卷1，《条例》）。很明显，陆氏既校是非，又校异同，反对轻改、臆改。至宋代，欧阳修是主张慎改古书的重要人物，“要知改字当慎”[21](P2270)，要求人们慎于改字。有清一代，校勘发达，校勘学理论也更加系统化，对于校书改字问题，人们提出了更加丰富的看法。 鲍廷博反对在校勘时改字，坚信自己“从未尝以己见妄改一字”，其原因就是怕改字“失作者本来也”[24]（《凡例》）。顾广圻亦反对妄改古书，主张校书要保存古籍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改，悉依其旧，尚存‘不知为不知’之遗意，于是而古书可以传，可以传而弗失其真”[28](P164)。对于擅改古书，段玉裁也是不同意的。他说：“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2](P191)阮元提出要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校勘，绝对不能轻易改字。他说：“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具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36](P620)焦循对于校勘任意改字也很不满：“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37](P139)朱一新也认为古书不可轻改，他认为，“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38](P95)。他批评清代某些校勘家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说：“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都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38](P94-95)李兆洛也批评校勘者“不知守阙如之戒，妄缘疑而致误”，致使“本初无误，校乃致误”。清代学者看到这一点，坚持阙疑，决不妄改，“本朝读书士共守此训，不敢妄改，而雠校之事，确然有所守，故所刊书籍，贤于前代远甚，至乾隆中极盛矣”[28]（《附录?顾君墓志铭》）。 校勘中之所以不轻改、妄改古书，是因为古书致误的原因错综复杂[39]（《第三章》），非主观猜测或臆断所能解决。但事实上，凡校勘必有改字，一字不改的校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改的正确，是否能避免轻改、妄改，决不能拘泥。宋代朱熹校经，往往改字，但他不是轻改、妄改，而是当改则改，“某所改经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轻改，当观所以改之之意”[40](P2626)。清代王引之提出“三改三不改”论，也认为有些当改、有些不当改，要视情况而定，他认为对于“写官误”、“椠工误”以及唐、宋、明之土妄改经书这三种情况，只要证据确凿，校勘时就要“勇改”；对于异体字、假借字以及写官椠工失误但又找不到佐证这三种情况，校勘时就不能轻易言改[41](P148)。总之，对于显然谬误而又证据确凿者，则“勇改”；对于“不能择一以定”、“群书无佐证”者，则不改。应该说，王引之的主张更为通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