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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静贞，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是宋史还是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历史？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 既然我的研究兴趣在“人”以及人所处遇的生活，也就不能不关注人所经历的时空，更何况开设的课程既以“宋”为断代，当然不能不正视“宋”这个朝代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因此，“宋”这个朝代是怎么来的——宋的政权从哪里开始、如何结束，其政权的性质，维持政权的手法，还有政治力道的方向等政治史的议题，即使是探讨宋人生活文化，也依然是必须追究的时代要素。 朝代史本是中国历史分期的特色，也是中国历史的发展特色之一。近年学界不断有打破朝代的呼声，这的确开阔了研究者的视界，得以鸟瞰长时段，发现大问题，然却也使某些议题无法进入视线，或是失焦甚而隐没。朝代史之断代原是以政权的得与失为其基本考量，历史叙述与研究自然不可能舍弃政治史这条主轴。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与历史记述之间，其相应或扭曲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当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关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前人曾经为了他们所关心的政权之兴替、社会之变迁，提出研究的方法与方向，而身处现在的我们，该如何在那些或成或败或曾以成败论断的故事中，找到我们自己阅读的方式？ 二政治史寻踪 无论东西方，历史记述原本都是作为贵族之学而存在，只有贵族才能学习历史，也只有贵族才需要学习历史。学习的重点，正是其政权的来历、政权和其地位的传承关系及其正当性，更重要的是确保政权的方法和经验的传递。与之相对，庶人祭不过三代，是否就是为了切断其历史记忆，断绝其与过去的关系？这样看来，历史这门学问的确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挂钩，历史记述的重心原本就是政治史，其内容、目的的政治性，是面对资料时不能不有的警觉。这里且先回头看一下由此而生的“历史”对我们认识过去究竟有何影响？ 回到“史”的诞生，学者对“史”的渊源、意义，或有不同解说，但基本上都同意这是一个负责“记事”的人。不过，对于“从右执中”的“中”，则各有分说，沈刚伯引《左传》南史氏“执简以往”，认为是象笔、简之形。这与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典出同源，如此一来，“史”就不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他所写的事既是国之大事，也就有是非对错。但那其实与我们今日对“事实”的认知有着某种距离。 这样的距离，需要透过研究而被理解。董狐写“赵盾弑其君”，得到孔子“古之良史也”的赞美，但是就连赵盾自己都有着疑惑：“弒者赵穿，我无罪。”董狐的回答是：“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在这样的解释背后，其实隐含着封建家族长制下理所当然的政治文化思维。回到春秋时代，面对礼制松动的历史变化，身为史官的董狐，是基于他对周政权来历的认知，有着他对既有体制当如何维系的理解，这成为他所坚持笔诛的真实，而非实际动手弑君与否的真相。 称赞董狐为良史的孔子，“作”了可称为中国第一部史书的《春秋》。孟子说：孔子写的是齐桓、晋文之事，而孔子真正要传达的则是周天子统治的那个“大义”(《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于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认为其效果是“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可是，孔子作了《春秋》以后，乱臣贼子真的收敛了吗？春秋两百多个诸侯国，由于诸侯杀大夫、大夫杀诸侯、诸侯杀诸侯、大夫杀大夫，进入战国，只剩七雄。事实上乱臣贼子都变成了新的君主，设官僚以郡县统治编户齐民。所以，孟子的话其实应该是个问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或许竟是如当年刘子健先生说的玩笑话那样，是“乱臣贼，子惧”。而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看来，《春秋》及三传乃预言书，是战国时期某些国家为证明其国君的正统性，故借着书写春秋时代的史实，预言新王者的出现(《中国古代の予言书》，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2000年版)。 无论是对旧有秩序的坚持，还是根据新动向书写历史，“史”(官)们在具体的记言、记事中，监看着各诸侯国是否遵行礼乐仪制，借以确认他们是否尊奉周天子的规矩法度。他们对真实的坚持，虽然成为可歌可泣的道德表现，但背后其实有着在政治斗争中宣示“正统”的企图。不过这种政治性隐藏在故事的叙说之中，他们对政治成败的解释，对政治道德的要求，成了后世读者认知下的真实。 当然，现代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政治史这一个源头，从表面上看，政治史在20世纪中后期没落了，起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但是如果细细追究一下，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的背后，其起始原本都有政治思考在其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起于他由下往上的政治反思。马克思讲生产工具、生产所得、生产分配等，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势力如何掌控了经济生产，引为资源，而得以发展其政治势力。至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狱中书简》，之所以讨论文化霸权，目的亦是在质问现有政治力的正当性。他觉得他的革命理论明明讲得那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还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所以他在狱中所思索的，就是要如何去翻转政治力背后那些未经大众思索然已变成文化意识形态的那些想法。而这也是傅科(Michel Foucault)提出“权力关系无所不在”的基本理念。他们都绕到政治背后，试图解构联结到国家的政治力量。就连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写《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是把民族主义放到文化脉络里面，谈的是文化认同的认知过程，但那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这些原本为讨论国家政治权力而触发的课题，发展到后来，却因为缺乏学术史的衔接，一面倒地转向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原本有一个从帝国到你、我的转折。从精英转向大众社会的历史变化，背后有科学、民主等现代质素为后盾。所谓由政治到社会的转向，本来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反思，所要寻找的，是作为国家对立面的社会；自然村、社会共同体等研究的发展，是为了找出足以与政治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力。但到了后来，这个最初的出发点却被大家忽略了。表面看来，我们是直接进入了社会，去观察其构成、运作，但关于社会人如何跻身政治圈的考察，是政治力如何收编、瓦解、安排社会力的上位考量，还是社会人如何渗透、调节、翻转国家权力结构的下位思索？以宋史来说，家族史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可是为什么要关心家族的盛衰？如何定义家族的盛衰？所谓的社会流动，若是以谁考得上科举来考察家族的重要与否，则所探问的其实有其政治意义，只是谈久了，忘记了原始初衷，忘记了本来的课题，也就会开始疑虑，自己做的到底是社会政治史，还是政治社会史？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曾有位教授萨孟武(1897～1984)，他在教授中国社会政治史课程时特别强调，他要讨论的是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所以是社会政治史，而非政治社会史。他有三本很有意思的书：《从西游记看中国政治》、《从水浒传看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中国家庭》。虽然讨论的对象是家庭，是社会，但切入的角度的确是社会、家庭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在政治圈中寻找社会关系。而杜正胜老师则说，他写《编户齐民》，是在政治史料里面去寻找社会讯息。但也正因为这些原本是帝国为了掌控社会而搜集的资料，所以我们固然可以从兵制里面看到人如何被分为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有所谓的老人，产生年龄层的概念；也可以在收税的资料里面，看到贫、富的社会差异。然而追根究底，资料本身既是出于政治的需求，解读之时若未能有所警觉，则在视角的把握上以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面向上即有所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