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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由旧学而新知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并存，但总的趋势是新式的学堂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新式学堂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广泛存在的民间私塾则迈上了向近代学堂转型的漫长历程，广大的旧式塾师逐渐向新学教师转轨”[11]252。在这场教育变革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完成了从私塾教师到大学教授的角色转变。只不过，他任大学教授的同时，仍身兼塾师，他所执教的尚友书塾并未转型，而他却自创新式学堂，并登上了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讲坛。 在由塾师到教授的角色转变中，刘咸炘也在追问新式历史教育与传统私塾的历史教育的不同，思考由旧学向新知转轨的路径。他在1926年执教国立成都大学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这一追问的思想印痕。他写道： 丙寅三月，承乏成都大学预科历史讲席。念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稍讲史识，若历代兴亡概要，中学教本已略具之，无取重衍；徒谈事实，如说平话，尤非所宜。[12]431 这段话篇幅虽小，却很好地回答了大学历史教育应该传授什么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表达了他对大学历史教育的认识。 他认为，大学历史教育不能停留在朝代兴亡等历史事实的讲述层面上，而应当把“风化大势”作为教学的重点。刘咸炘的这一教学思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刘咸炘治史重“察势观风”③。他计划撰写一部书，专门探讨“古书中概论人地关系之言”，“各方古今风俗”，“南北风气大别，历代各方人文势力之通塞盛衰”[13]372。他这样的治史精神反映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他继承晚清史家龚自珍在《尊史》篇中提出的“善人”和“善出”之说，并把龚氏的思想引入近代历史教育的领域中。龚自珍在《尊史》中说：“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14]龚自珍这段话里反复强调的“山川形势，人心风气”，恰与刘咸炘所宗法的“察势观风”若合符契。刘咸炘评价龚自珍的这番论断是“得史之大凡矣”[15]23，抓住了历史研究的精要之义。刘咸炘认为：“读史有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16]244这是对龚自珍学说的发挥。结合刘咸炘的上述论述，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历代兴亡概要”乃是“事实之始末”，是“入”，是历史教育的第一层次；而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应当从历史事实中“出”来，以“察风势之变迁”，这比单纯学习历史知识要高一个层次。 为了实践这一想法，刘咸炘在国立成都大学讲授历史时便自编教材。在他看来，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内容或不完备，或过于繁重，均不宜作教本。他选取《周易》、《左传事纬》、《商君书》、《史记》和《汉书》为素材，以《史记》、《汉书》为主，编成讲义简稿。刘咸炘选辑这些史学名篇作为讲义，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这一点，从他所写的简短评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为太史公通古今之纲领”，《陈涉世家》乃“匹夫崛起，古今一大变”[12]441，这些正和他“明风化大势”的教学目的相符。他在课堂口授时，对这些史料又详加阐释，其目的也在于让学生知晓“古今之变”，明白“风化大势”。 在探讨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时，还有必要重点剖析他所说的“风化大势”的内涵。对这一术语，刘咸炘既有宏观的阐释，也有具体的举例说明。他说：“读史察变观风，综求其事之关系，比于以索贯钱，先具归纳所得之索，以备学者之演绎。……自汉至今，世代久远，大势之变虽少，而小变多矣，不可胜举。”[16]245他列举了先秦至明代在国体、政权、官材方面的变化，并分析道： 恐诸侯之叛己，故行独治。独治则权臣易夺位，故行独揽。独揽则宦竖易弄权，分治之亡也瓦解，独治之亡也土崩。轻世族则无与共安危，抑武人则无以御寇盗，罔不有弊，所谓祸常发于所备之外者也。至于虚风，则君之治术、士之学术为最大，与上政治大势，皆为诸小端之纲。[16]246 综合刘咸炘的诸多论述来看，他所说的“风化大势”，主要是指土风、士风、时风、社会心理，似与司马迁的“古今之变”相通。同时，刘咸炘对“风化大势”的讲授，也与乾嘉史学名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姑取赵氏《廿二史札记》，选标一目，以示求绪之法”。赵翼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识高明、善言风俗的史学家。从刘咸炘的史论文章来看，他是继承了赵翼论史之风的。但刘咸炘的重风势，与古代史学家的言风俗，毕竟已有不同。“今重风势，非如政书之分类，故于制度稍略，或为一朝之风，或为一代之风，大则为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亦风中征，大包小，小见大，在学者通观之”[16]247。刘咸炘已经具备了近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观念，所以，他说的“风化大势”虽语出古代，但其精神和目的与前人有很大的区别。他在历史教育中提出的“明风化大势”，是融汇了古代史学传统和近代史学精神的产物，是他在历史教育思想上由旧学而新知的集中表现。 为了实现“明风化大势”的历史教育目的，刘咸炘主张研读精辟的史论，从中获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认识。在完成于1930年的《史论要抄》中，刘咸炘写道：“吾斤斤言史识，不可不有所举例。史识所识者，古今之变也。……可借古人之论以示例。”[13]355《史论要抄》按“论风气”、“论权势”、“论政治”三类辑录了袁宏、叶适、顾炎武等人的历史评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刘咸炘理想中史论的典范。刘咸炘说：王夫之“论多统综之识，其言皆有物，非搜剔委琐之比。吾虽不敏，姑以短词效其宏议”。于是，刘咸炘撰成《读〈通鉴〉记》一书，其重点是“人伦得失、国事是非、议论邪正”[17]621，这些也是“风化大势”的题中之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高校历史教育的理论、内容和方式都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刘咸炘提出的“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的理念，摆脱了传统历史教学重朝代兴亡史事的窠臼，把讲授历史进程的趋势和社会风气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其时代进步性。刘咸炘生逢晚清和民国，政权交替频仍，促使他思考历史上“古”与“今”的变化。他把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融入到自编教材中，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刘咸炘在《自题三十二岁像赞》中评价自己：“五岳平，无权势。两耳白，有智慧。眉目寻常不足畏，额有伏犀亦疑似。褒之曰清，贬之曰无能，直言之曰读书人。”[2]545他以读书人自居，也始终以读书、著书、教书为志。纵观其短暂的一生，在从塾师到教授的历程中，刘咸炘承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教学理念，如“仿学海堂法”[7]386，也借鉴了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思想，“近来教育学说变注入式为启发式、自发辅导式，置重学生，启其自动，此说甚是”[8]165。刘咸炘在教学思想上兼容并包，重点在于让学生明理，训练史识，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教育功能的深刻思考。民国时期，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并存，刘咸炘身兼二职，无论在传统教育方面，还是在大学历史教学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生前编辑自己的论著时，已设“授徒书”一目，专门裒辑历史教育方面的论著，说明他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反思是非常自觉的。他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阐释历史教育的功能，总结历史教育的方法，并对大学历史教学的内容与宗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在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上都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