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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关 键 词】民国学者/美国汉学/汉学研究/书评 【作者简介】吴原元(1977—)，男，江西东乡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近现代史与美国中国学史。 在民国学者看来，肇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的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1920年代李思纯言道：“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1]1940年，梁盛志亦如是言道，“美人之治汉学，视欧人为后进。”[2]17虽然如此，美国汉学仍为民国学者所关注。夏德(Fri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德效骞(Homer H. Dubs)、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卜德(Derke Bodde)、顾立雅(H. C. Creel)等人论著即常被译刊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还在编纂时，《图书季刊》即刊载刘修业的《清代名人传记样本》一文，介绍编纂体例、进展等相关情况[3]；此书出版后，王重民、黄维廉等撰写书评予以评介。又如，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出版后，不仅《史学消息》刊载了有关此书的书讯和简介，而且邓嗣禹和张其昌还撰写长篇书评进行评介；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的《乾隆禁书考》甫一出版，洪煨莲、雷海宗、郭佳斌等民国学者撰写书评予以评述。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卜德的《李斯传》、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嘉德纳(Charles S. Gardner)的《中国旧史学》、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中国史与文化》、梅谷(Franz Michael)的《满族统治中国的起源》等著述出版后，在民国学界皆有学者撰写书评进行评述。基于此，本文拟根据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论著的评述，探讨民国学者如何评价美国汉学？在他们的视野中，美国汉学有何局限及可取之处？他们对美国汉学的评判对于我们今天取法域外汉学有何启示？民国学者所撰学术书评对于今天学术界不正常的学风之启示意义等。 一 如果汉学研究者不能阅读中籍，当然无力做名副其实的汉学研究。故此，欧洲汉学界特别重视汉语言能力，将其视为是汉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1920年移居法国师从伯希和的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明确强调应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法国汉学模式培养汉学研究人才[4]；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948年偕同夫人游美国之时，到布鲁克林学院讲演，他告诉学生：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先学中文；而外国人之学习中文，应该先学文字，后学语言，先学文言，后学白话[5]。与之相比较而言，美国汉学研究人员的汉语言能力则显得薄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回忆起其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时的汉语能力自述道，“我的汉语口语即将登上有能力同仆役、零售商人和宾客处理生活上紧要事务而交谈的高原，但还远远没有走近为理解某一专业术语而必须攀登的连绵不断的山峰，更不用说学者之间在旧式交谈中那些文学典故和不计其数的比兴语句了。”[6]44拉铁摩尔也曾自述其在撰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汉语水平，“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7]1930年代，富路特也坦承：“近期美国人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西方重要著作调查，我发现，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国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8]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研究者的汉语言水平确实是不敢恭维；即便是在美国颇负盛誉的汉学家，民国学者也颇有微辞。著有在国际汉学界广受好评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卡特，在邓嗣禹看来其遗憾之处仍在于未能精通汉文[9]56；被认为美国学者中在中西交通同物质文明的进展这一类杂学上最渊博的富路特[10]，在雷海宗看来“读中文的能力太差”[11]957；让陈受颐难以理解的是，芝加哥大学的麦耐尔(McNair)和斯坦福大学的屈理特(Treat)，虽“不懂半只中国字却号称远东史教授”[12]。 由于美国汉学者的中文修养不够，故其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在误解误译。例如，德效骞翻译《前汉书》时，用the world/the country/the empire三词译“天下”，但常存错译或不妥之处。例如，“天下同苦秦久矣”，“天下”译为“the world”，实际上应译为“the country”；“古之治天下”中的天下译为“the world”，实应译为“the empire”等。故此，王伊同认为该译注“大抵译笔忠实，首尾贯穿，注疏精详，考证明确，贤乎时辈远矣”，然仍“或出入原恉，且译工未细，或伤文气”[13]519。韦慕庭在《前汉奴隶制度》一书中，将“金”译为“gold”，如第100页“2000000catties of gold”以及第267页“Kao－tsu offerd a thousand [catties of] gold as a reward for the capture of [Chi] Pu”。A Catty多于一磅。难以相信汉代竟能富有到拥有2000000磅黄金；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metal或者是yellow metal[14]410。聂崇岐在评价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一书时如是评价道，论述部分“条理颇为清晰，论据亦多精到处，允称研究前汉奴制之良好著作。”然而，其后半部分“译文讹误甚多”，“仅就翻阅所及，略举第二编不妥处二十则，以见一斑”。[15]富路特在翻译“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时，居然将“承平时”当成了清初的名臣之一。雷海宗讥讽道：“关于此点著者似乎颇费心力，因为后面有注解：‘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也无足怪，因为‘这位老先生’与他的‘声名’都是著者自己的产物！……Goodrich先生读中文的能力太差，以致占本书四分之三篇幅的下部全不可用”[11]957。郭斌佳对于富路特《乾隆禁书考》一书的史料译注部分如是评述道，作者繙译有关本书之各种材料“此当然为非常重要之部分，亦即作者费力最多之部分。吾人依次翻阅，觉作者治学之精神十分谨严，令人折服。惜作者对于利用中文材料，常有模糊影响，不能充分了解之苦”[16]。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在张其昌看来“最可惜的是列用中文材料时，由于文字的不甚了解而有几处误译”[17]17。夏鼐在阅读完劳费尔的《汉代的陶器》后不禁感慨道：“氏为西方所崇拜之汉学大师，而此中汉译英之文句多不通句读，不解字义，西方汉学家多如此，又何足怪。”[18] 对于美国汉学家的误译，民国学者多能以理解与宽容之态度视之。王伊同在评述卜德的著作时如是言道，“氏以西人，治汉学，文字转绕，尤异寻常。遗漏疏略，误译错解，属难尽免。”[19]雷海宗就富路特所存翻译错误时指出：“本来中国文字一向不加标点，国内读破万卷书的人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稳的把握。”[11]957在陈受颐看来，“由于缺少标点以及对中文原文进行句读，从而在译者的脑海中有可能偶尔引起困惑、混乱以及英译的不一致”以及“汉代散文风格的晦涩以及汉代习语的独特性”，韦慕庭在英译时出现错误在所难免[20]。杨联陞则在评述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时指出：“我们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读古籍多少人能有这种成绩，实在很难说。我以为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一字不可放过，在大学史学课程中，遇有重要而难读的史料，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囫囵混过。中国人写论文引中国书向来不翻译，实在作者读不懂所引的书，有时候真成问题，西洋人引中国书必须翻译，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有时候很细，道是我们应该效法的。”[21] 如果说美国汉学家译注史籍时存在误译尚能理解；因中文能力所限而使其无论是材料搜集还是材料审别都难以博雅，在民国学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美国汉学的一大缺陷。“西文与汉语，性质悬殊，故彼等之通读汉藉，本非易事。欲其一目十行，渊贯经史，涉猎百家，旁通当代撰著，殊为奢望。”[22]24朱士嘉即如是批评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一书，专究史学却不及刘知几章学诚之作，“全书材料大都取自泰西学者之论文，搜罗尚属详尽，惜于中国典籍，征引较少。顾中国典籍，浩如烟海，西洋学者难竭全力以事稽考，然于其最重要之著作，似亦不应忽略。”[23]538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在王重民看来“诚然很清晰，很有用，胜于Giles者不止倍蓰。可惜分纂诸君子未够高明，一则立传之人未有通盘计划，故有有传而不必传与当传而无传者；再则取材稍滥，欲为第一流著作，而采用三四流史料，是其可议处”[24]39。陈受颐就梅谷的《满族统治中国的起源》一书批评道：“假如作者能涉猎诸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已辑出的原始文献及孟森编撰的明元清史通志和朝鲜实录等重要编撰物中哪怕很少的一部分，将极大地保证其著作的科学价值。”[25]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里说：“尽管是一项值得称允的研究，但是它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材料的遗漏。……大量关于汉代奴隶制的论文没有使用，甚至忽略了刊载在北平历史学会于1933年出版的《历史国学》的‘奴隶史特辑’。”[14]408－410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大体而论，似终不失为一巨著”，但其“材料出处不明细、多用间接材料而不求原料以及材料搜罗诸多不备”等皆是可议之处[9]52－53。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关于中国史料，蓍者虽在中国多年，但限于言语文字，殆不能多看。故所列举者，或不免于错误，或不免于疏陋。”[26]411 1943年尚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杨联陞曾在致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这个礼拜Wittfogel在这儿讲几点钟，我还没去听，昨天下午碰见他，一块儿在校园里绕了两个湾儿，他说讲中国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国维、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类不可不知。我说这些知识，对于中人以上的史学系大学生，不过是家常便饭，无甚希罕。他似乎觉得奇怪。我想这我没有吹牛。我又告诉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过妄用是很危险的。”[27]2在美国汉学界被奉为泰斗的魏特夫，其中国史知识尚且如此，其他美国汉学家的中国史知识可想而知。故此，在美国汉学家的著述中，民国学者常找到一些一般史实的知识性错误。例如，嘉德纳将普通尊称的夫子误以为是最高之官衔[23]539；卡特将五代之国都误以为皆在西安，而北宋之国都在长安[9]52；富路特将灭蜀的司马昭与篡位及平吴的司马炎两个人混为一个[10]；赖德烈关于宋代的几个历史家与他们的作品皆没有认清，《资治通鉴》始于公元前五世纪末期而非四世纪初期，《通鉴外纪》的作者为刘恕并非司马光，范围到周为止，并非宋代[28]516。 此外，由于美国汉学家生活于全然别异之环境，仅凭其所具有的汉籍之部分知识或在华之一时见闻而欲论定千古，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赖德烈在书中怪孔子不懂幽默，不喜爱儿童，除对已死的母亲略有孝思之外并不尊重女性，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恭敬。这种说孔子不幽默的论调本身就非常幽默，等于说孔子不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28]518。魏特夫在《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中，根据其所选定的记有月份的317片卜辞，以统计方法得出“殷代气候稍为和暖”之结论。在董作宾看来，此结论甚不可靠，他认为要研究殷代气象问题，“第一，要深切的认识和了解甲骨文；第二，要能应用断代方法，精密的分析各时期的卜辞；第三，要彻底解决殷代历法的问题，以与现代测候作比较；第四，要从卜辞的字里行间，推寻卜者经验中表现出来的气象情况。”[29]费子智将司马迁之周览天下山川为时代的风气而拟之于英国十八世纪绅士阶级的大陆旅行、以匈奴为与后来入寇欧洲的匈族完全同族，乃至陈桥兵变中宋太祖全不知情，勉强以黄衣加太祖身上，则无疑是这位西洋老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以至被骗[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