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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状况可分为养庶民之老、恤鳏寡惸独之老和养官吏之老三个层面：赡养庶民之老的基本政策是授予一定的田地，但免征其赋税，以达到惠养老人的目的，同时，政府将赡养老人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委派给其子孙，高年老人还有侍老制度以助其养老，统治者也时常赏赐高年老人；鳏寡惸独者有优惠的恤养政策，对不能自存者，政府还专门以律令的形式作了安排；官吏的养老也与致仕紧密相连。 【关 键 词】唐五代时期/养老/给侍制度/致仕 【作者简介】盛会莲(1972－)，女，甘肃武威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关于唐五代的养老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梁坚《中国古代的养老制度》、[1]黎圣伦《我国历代敬老养老制度》、[2]陈明光《唐朝的侍老制度》、[3]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四部“交通、社会制度”之二“唐代的给侍制度——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魏恤民《试论〈唐律疏议〉中的有关养老敬老思想》、[4]刘松林《浅谈我国古代的养老制度》、[5]夏炎《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6]张国刚《关于唐朝的老人问题》、[7]王先进《唐代的家庭养老》、[8]刘兴云《浅议唐代的乡村养老》、[9]李穆《从性别角度看唐代的养老政策》[10]等。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一书中，就社会安全及控制机制有专门章节进行讨论，其中隋唐五代卷中有“社会控制”一章，其“软调控机制”下有“社会保障”一节，涉及了养老及致仕等内容。对官吏养老的研究集中在对致仕制度的探讨上，主要有王超《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11]李汉桥《唐代官吏致仕制度的兴废》、[12]李翔《唐代致仕制度初探》、[13]钟文《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14]许正文《唐代官吏退休制度述略》[15]等。 如上所举，关于唐五代养老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侍老制、致仕制等问题上，侍老及致仕制之外对老人的赡养状况方面研究尚显不足。养老问题是从古至今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在爬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养庶民之老、恤鳏寡惸独之老、养官吏之老三个层面，探讨唐五代时期政府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的政策措施。 一、养庶民之老 养老、恤老是古代帝王为政以德的重要内容。唐五代时期，统治者养老、恤老的政策与措施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老人授田但免征其赋役 唐五代时期，政府给老人授田，为老人的养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6]卷51，1343老人可获授四十亩土地。“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16]卷51，1341有地就有赋役之征，但对老人等特殊人群，政府则免除其赋役负担：“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16]卷51，1343老人为不课口之首，赋役全免。授地而不课税，这就为老人的养老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不仅如此，终唐五代之世，政府对入老年龄进行过多次调整，往往是使老人提前入老，使部分老人提前免去课税之征，体现了养老恤老的用心。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政府颁布法令：“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17]将免课役的年龄提前到五十岁，意在笼络百姓，稳定民心。武德七年(624)令，以“六十为老”。[18]卷48，2089天下初定，遂将入老年龄恢复到常规。至高宗开耀二年(682)十二月七日，又下令：“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19]卷85，1555重新将入老年龄定为五十。但很快又恢复到了六十，因为至神龙元年(705)，“韦皇后求媚于人，上表，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20]卷7，155这一调整应是从六十调至五十八，否则没有求媚于人之意。中宗听从了韦皇后的奏请。景云元年(710)七月二十一日，韦庶人被诛，睿宗下诏取消了她所奏的成丁、入老年龄。[19]卷85，1555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二十九日，玄宗下诏：“五十九者，任退团貌。”[19]卷85，1556即以五十九为入老年龄。至广德元年(763)，代宗下诏，规定以“五十五为老，以优民也”。[16]卷51，1347降低了入老年龄，使老人提前免于赋役征差，对老人的恤养很有裨益。 (二)有关养老的各种法律规定 在授地免课役之外，唐五代政府又将赡养老人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子孙。唐律规定，子孙应孝养父母、祖父母。“供养有阙”为“不孝”之一种，而“不孝”则被列为十恶之罪。[21]卷1，12为使子女能够更好地赡养父母，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21]卷12，236“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21]卷1，236即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不得分家另立门户过日子。唐律还规定：“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要被“徒一年”。即在祖父母、父母老病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为官的子孙需辞官回家照顾。对解官充侍的官员，政府特“给半禄”。[22]84当然也有例外，即“其有才业灼然，要籍驭使者，令带官侍”。此外，唐五代时期，想出家为僧者必须征得父母、祖父母的同意，若父母、祖父母没有其他子息侍养者，不得出家。后周显德二年(955)夏五月甲戌，太祖下诏：“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并不得出家剃头。”。[23]这些规定，对保证子女赡养父母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代政府通过以上律令，把对老人的孝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五代承唐制，养老的律令政策当同于唐代。 (三)刑罚对老人的宽免 《周礼》中有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24]880受《周礼》影响，历代刑律都有对幼、老等特殊人群的宽免。唐五代法律对老人的刑罚宽免情形如下： 1.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犯流罪以下刑罚者，可以收赎；不能收赎者，至配所仍免其居作之役 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疏议曰：“今律：年七十以上、七十九以下，十五以下、十一以上及废疾，为矜老小及疾，故流罪以下收赎。……至配所免居作者，矜其老小，不堪役身，故免居作。”[21]卷4，80－81 2.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犯死罪者可上请敕裁 唐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疏议曰：“有不可赦者，年虽老小，情状难原，故反、逆及杀人，准律应合死者，曹司不断，依上请之式，奏听敕裁。”[21]卷4，82 唐代律文还规定共同犯罪以造意者为首，若造意者为年八十以上的老人，则不加刑。《唐律疏议》载：“‘于法不坐者’，谓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21]卷5，116 3.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加刑 唐律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21]卷4，83疏议曰：“爱幼养老之义也。”[21]卷4，84 从以上律文可知，唐律依据犯罪老人年龄的高低给予不同程度的宽免，这虽然是古代帝王的一种统治手段，符合民心、民情，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老人的优恤，起到了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 (四)对高年老人的特别侍养 唐五代政府对老人群体中的高年老人有比较多的优恤。玄宗《赐高年几杖诏》云：“古之为政，先于尚老，居则致养，礼传三代；行则就见，制问百年。”[25]卷26，320概括了中国古代帝王在高年老人侍养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唐五代时期政府对高年老人的恤养政策也主要体现在“居则致养”和“行则就见”两个方面。在“居则致养”方面政府规定，给高年老人给配侍丁，即给侍制度；在“行则就见”方面，帝王每有巡幸，则不忘“就见”、“制问”高年，并给高年老人以恤赏，体现了所谓的“古者天子省方，则问耆年，恤百姓，以颁庆赐，以茂勋劳，用宏布泽之恩，式慰来苏之望”[25]卷463，4731的思想。 1.给侍制度 关于唐代的给侍制度，陈明光《唐朝的侍老制度》、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四部“交通、社会制度”之二“唐代的给侍制度——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等，已有论述。陈明光将“侍老”作为一个群体名称，探讨了政府对这一群体在徭役、服刑、任官、版授、颁赐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待，以及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3]李锦绣则专门就为高年老人给配侍丁这一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给侍制度在唐初就已存在，唐代的给侍制度具有普遍性和完备性等特点，乃是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26]本文采用李锦绣“给侍制度”的提法。从养老的角度看，可以说给侍制度是唐代政府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的一种开创性举措。 唐代政府给高龄老人配侍丁，以助其养老。《唐律疏议》载：“祖父母、父母，通曾、高祖以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据令应侍”；充侍丁者，“免役，唯输调及租”。[21]卷3，69－70从律文可知，唐代有给侍令，即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配侍丁，并免除充当侍丁者的差役，以保证其能更好地完成充侍任务。这就使唐代高年老人的赡养从制度上得到了保证。 给侍制度优先子孙充侍。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笃疾应侍者，若子弟无人充侍，“委亲之官”者，要“免所居官”。[21]卷3，56－57家无期亲成丁之非十恶罪犯，“听亲终期年，然后居作”。[21]卷3，71这些规定将充侍之责先归于子孙，在子孙之外，优先近亲，次及轻色丁。开元七年(719)户令规定：“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22]76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规定：“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20]卷7，155此令正式允许中男充侍。天宝八载(749)加尊号赦云：“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宜各给一人充侍，任自拣择。至八十已上，依常式处分。”[25]卷40，432这一赦文将给侍年龄提前，扩大了给侍范围。 以上是制度层面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侍丁免役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3]例如则天朝曾为宰相的崔元综，“自御史得郎官，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姪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27]崔元综年九十九，若按给侍制度，崔老应该可以得到二到五名侍丁。如果这里的“奴婢”不是对侍丁的异称的话，那么早在武后时期，给侍制度就已经执行得不是很好。 2.赏赐高年老人 唐五代史籍中，帝王赏赐高龄老人的记载连篇累牍。笔者将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及《全唐文》等书中赏赐高年的记载进行汇总，制成“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表”，[28]153－156并据此制成“唐五代帝王在位时间与赏赐高年示意图”(图1)。  图1唐五代帝王在位时间与赏赐高年示意图 这些统计显然不可能是唐五代时期政府赏赐高年的全部，分布情况也未必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但从图1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的行为存在如下特点：(1)在唐五代总共343年中，共计赏赐高年140次。唐玄宗以前的137年中，共赏赐101次，占总数的72％；唐后期至五代204年，仅赏赐39次，占总数的28％。无论从唐五代这个大的历史时段看，还是就某个帝王在位的时期看，都明显表现出前期多后期少的特点；(2)从图中可以看到太宗、玄宗、高宗三朝赏赐数最高，凡96次，占赏赐总数的69％。这三朝也是唐代最为清明的时期，三朝累计100年，几乎每年赏赐一次。可见，对高年的赏赐与政治的清明及政府的财政状况紧密相关。 我们又根据“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表”制成“唐五代赏赐高年地域示意图”(图2)，以分析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与地域的关系。由于唐五代州县和方镇的辖区是经常变化的，为了便于统计，示意图以开元二十九年(741)的州县辖区为准，并与郁贤皓《唐刺史考》所列州、道保持一致。[29]  图2唐五代赏赐高年地域示意图 图2显示，赏赐全国高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达39％。赏赐局部高年的情况如下：京畿道占19％，都畿道占9％，二者相加共28％，可见帝王的赏赐明显以京都地区为重心；此外，河东道占7％，河南、河北道各占5％；另有9％为皇帝出行、行幸所经历的州县，也主要集中在京都地区。 从以上情况来看，唐五代政府对高年的赏赐首先集中在京都地区。主要原因是该地区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朝廷将安抚这一地区的民心放在首位，借赏赐高年等政治行为以维护京都地区的稳定；另外，古代帝王出行必有恤赏，京都地区是皇帝行幸和巡狩的近便之地，这也造成了皇帝对该地区的高年赏赐较多；其次是环卫京都的河东、河南等地区。特别是晚唐，河东、河南道是防范河北叛镇的重要屏障，也是唐代重要的经济区域，因此，中央对这些地区非常重视，这在对该地区高年的赏赐问题上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再次是对河北道叛镇的赏赐。这是唐王朝为了安抚、招降河北叛镇，对归附中央的藩镇及时进行赏赐，借以达到招抚其他叛镇的目的；赏赐最少的是关内道、山南西道、浙江西道、江南西道、淮南道、陇右道等。除了记载不充分的因素外，从地域上讲，这些地区距离中央均比较远，因此，对这些地区高年的赏赐也就比较少。 下面根据“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表”制成“唐五代赏赐高年原因分类示意图”(图3)，以分析唐五代帝王赏赐高年的原因。  图3唐五代赏赐高年原因分类示意图 图3显示，在赏赐高年的原因中，以行幸①所占的比例最高，达34％，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养老措施中“行则就见”的一面；此外，祭祀②11％，改元10％，加尊号8％，宴请6％，即位5％，平叛5％，立太子4％，巡狩3％，封禅、疾愈、立皇后、出征各占2％，还有6％为其他。③从总的情况来看，赏赐高年与帝王直接参与的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如行幸是皇帝亲临百姓的一种象征，即所谓的体察民情，故皇帝在行幸之时往往要对当地高年等进行赏赐，以显示皇恩浩大。而皇帝即位、祭祀、加尊号、改元都是古代社会帝王的重要政治活动，期间，在位皇帝对高年等特殊人群进行赏赐，旨在扩大这些活动的影响，以提高个人威望。封禅、立太子、册封皇后、疾愈等，是国家喜庆的大事，此时往往大赦天下，同时实施赏赐高年等“惠政”，以示举国欢庆，与民同乐。此外，每逢平叛、出征等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帝王对高年等进行赏赐，是为了安抚叛镇，招揽民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此外，给高年老人颁授州县级职官及赐绯、赐紫等待遇，也是唐五代时期政府崇老的重要措施之一。[6] 综合上述，唐五代政府养老的基本政策是给授一定的土地，同时免除其赋税，以解决老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养老的责任指定给子孙。在刑罚方面，唐律给予老人以不同层次的宽赦。对高龄老人，有侍老制度和赏赐、就见等特别礼遇。这种礼遇有其地域及时间上的分配差异，以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为主要因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