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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末的益政院是在金朝迁汴以后，内外政治陷入困境，新即位的哀宗希望改革弊政、有所作为的政治背景下设立的中枢顾问机构。它在当时集中了朝廷官员中学识超伦、博通经史的一批精英分子。益政院官主要以为皇帝讲经论史的“经筵”方式为改革朝政提供裨益。同时，由于与皇帝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也参与中枢政治的顾问，发挥着重要的“内相”作用。 而益政院官皆由翰林官员充任的特殊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翰林学士院中确实集中了金朝士人中的精英，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原本与皇权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院与皇权之间的疏远，翰林官员已经逐渐失去了亲近皇帝、备顾问的重要政治地位，他们需要依靠新设立的顾问机构，才能发挥原有的政治作用。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翰林学士院与皇权拉开的明显距离，学者们所言的翰林学士院“重文词、远政治”的发展趋势，在益政院这一金末短暂设立的机构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而元代的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院与国史院合一后的机构)则继承了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南村辍耕录》记载姚枢在任翰林学士承旨之时，“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人，秀丽闲雅，微操闽音。公使来前，问其履历。初不以实对。叩之再，泣而诉曰：‘妾乃建宁人氏，真西山之后也。父官朔方时，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帑无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公得报，语一小史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史忻然从命。京师之人相传以为盛事云。”[17](271)元代的学士院官员可以在玉堂中设宴欢饮，甚至狎妓娱乐，表明这一机构的政治色彩和政治严肃性已经相当淡化，这和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位重地近、管理严密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也正说明了到了元代，翰林国史院政治重要性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与中枢政治的进一步疏离。 【参考文献】 [1](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日］三上次男．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M].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 [4](金)元好问．中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元)王鹗．汝南遗事[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6](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金)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金)元好问．遗山集[M].四部丛刊本． [9]董克昌．大金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管窥[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1).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二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2](元)杨奂．还山遗稿[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8. [13](宋)曾巩．南丰先生元丰类稿[M].宋集珍本丛刊第1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4](宋)洪遵，编．翰苑群书?翰苑遗事[M].知不足斋丛书本．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