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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关 键 词】齐思和/新史学/民国史学/史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陈峰，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刘婷，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策动“史界革命”起，建立和塑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正史的新史学遂成为现代学人的共同企盼。以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各派学者，尽管对新史学的内涵和精神体会不一，所取的路径方向殊异，但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合力铸就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以往学界对新史学运动中梁启超、胡适等名宿巨子及张荫麟等后起之秀皆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但对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民国史坛上的少壮派学者齐思和却缺乏应有的关注。①齐思和从步入史坛之日起，即以改造建设新史学为一种自觉追求，对现代新史学的发展路向展开持久而富有价值的探索，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因此，本文拟对齐思和在此方面的理念和作为做一专门探讨，以期更全面、更清晰地还原现代新史学建立的行程和面相。 一、引介西方史学新知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史学被普遍视为塑造中国新史学的样板，因而引进传播西方史学蔚为一时风尚，“新史学之介绍，诚我国现今迫切之求已”[1]。但当时问世的一些译介西史的作品，并不令人满意，“许多书中对中国旧史学的缺点固然说的很好，但是对于现今西洋史学的体例和精神，大多数的书中，似乎未曾抓住……旧史学已被打倒，而新史学还没有建设起来，于是中国史学界走到最混乱的时代了”[2]。即便是以西洋史改革中国史学的先驱梁启超，也“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3]。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尤隔膜”。[4]被称为“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5]的何炳松虽然用力甚勤，但所译多是通俗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②此外，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等在欧美所学皆非史学专业，回国后却成为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自然也限制了中国史学界认识接受西方史学的普遍水准。 民国学界在引介西史方面的最大欠缺，是一般学者在西学即新学的观念支配下，对西方史学演进轨迹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时代落差较少留意。最主要的是，当时学术界一般都未明确觉察到美国“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新旧殊途。在时人眼中，它们不是代表新旧两种不同的史学，而是同属新史学的范围，并无质的区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参考书目中，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推荐阅读兰克史学方法论的结晶——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即使以译介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也是一知半解，其撰著立论仍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和伯伦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兰克史学同流。难怪朱谦之感叹说：“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哪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6](P211)这就产生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在西方已是明日黄花的兰克传统史学，在中国却被奉为圭臬，与鲁滨逊史学共享“新史学”之誉。 1935年从哈佛学习西洋史归来的齐思和则未落入此窠臼，而对兰克学派的落伍和现代史学的新趋势有着清醒的判识。他在其《史学概论讲义》中提出：“现代史学最伟大之理论家”为法国年鉴学派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其最重要之著作为La Synthese en Histoire(Paris，1911)与L'Hisoire Traditione et La Synthlse Historique(Paris，1921)，前者于历史之解释建设一新系统，后者攻击旧史者之错误，所谓将有所立，必有所破也，二书于现今历史之研究，影响最大”[4](P15-16)。在论及史的范围时，他称英国史学家格林在《英国人民史》自序中称其为“史界革命之宣言书”。他援引德国史学家兰波提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政治史家如阮克者(Ranke)者，仅研究一事之如何发生，而彼则考证一事之由来。”[4](P12)亨利·贝尔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才是现代史学趋势之代表。可见，齐思和对西史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准确的把握。 齐思和引入西史时，重点涉及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第二，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此二问题为中国传统史学所无。齐思和虽非最先注意此二问题的人，但他能充分顾及问题本身的学术史，客观展示各方争议，最后博采众说，参以己见。 历史科学化是近世学者的致力方向，但在学理上历史学是否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则存在争议。分歧的起点是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若将科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齐思和折中西方学者Max Nordau、Edward P. Chesney的观点，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异之处归纳为四点：第一，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察；第二，历史不能有实验；第三，历史不能建设定律；第四，史家不能预见。但齐思和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史家虽以其所研究之对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因之其研究方法，亦不能与自然学科之方法相同，而现代史家治学之态度，则与科学家毫无差别”，“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4](P42)不仅如此，“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4](P43)。总之，虽然各学者对科学的范围意见不一，对历史是否为科学的主张不同，但史学方法是科学的当毫无疑义。更可贵的是，齐思和还借用蒙那德(Gabrie Monod)、曲威廉(George M. Trevelyan)之说来调停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冲突。历史研究结果之发表，“此永远需要艺术家之技术，以惟有艺术家之头脑，始赋有形式与生命之想象力也”[4](P48)，“凡各科学，皆有其科学与艺术两方面，自其研究之方法言之，则为科学，自其研究结果之发表言之，则为艺术”[4](P48)。齐思和引述的这些认识，对校正当时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明了史学客观求真的限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于历史学的相关学科和辅助学科，民国学界被奉为圭臬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一书，只列出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如文字学、校勘学、古物学等，而对相关的理论学科避而不谈。[7](上篇第二章“辅助之科学”)这一做法为国内众多“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作品所沿袭仿效。而齐思和则克服了这种偏失，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予以阐析，他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称为相关科学，“相关科学为与历史关系最密切之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相同，虽然历史是探讨事实真相及事物由来，社会学寻求控制社会的普遍原理，但若“社会学家评籍史家之事实，抽绎法则，以综合其事实，始不致流于蹈空武断；史家就社会学之理论，寻求事实，以考核其理论，然后其考订不致流于芜杂琐碎。如是则相得益彰，取用不竭”[4](P53)。政治学与历史学也有着天然联系，“不研究过去，则不能了解现在。故欲了解现在之制度法律，须由历史研究入手”[4](P54)，而政治史以其记载国家的成立发展与衰亡，与政治学关系尤密。马克思之后，“经济史观，应用极广，经济社会史之探讨，成为风气”，今日史家无论研究何时何地的史事，“皆不得忽略其经济方面”，都应对经济理论具有常识。地理学与历史往往并为一科，是历史学重要的相关学科。齐思和这种对社会科学的重视态度，与当时占主流的实证派大相径庭。实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社会科学是与历史学不相关的杂货。③实证派对社会科学的排斥态度，暴露了其与20世纪世界史学潮流的疏离和隔膜。而齐思和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与历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则把握到了新史学的关键。 除归纳评述西方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外，齐思和对一些西方史学作品进行评介。在他看来，“吾人如欲研究西方政治社会之由来，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则通史之外，须择一二重要国家，为一比较精深的研究，然后对西洋文化之演变，始能有明确之概念”[8]。齐思和在《史学年报》上发表《英国史书目举要》和《美国史书目举要》两文，分别从通史、分期史、专史、传记、参考书五个方面列举相关作者和著作，并分析了书目的价值。④在《史学概论讲义》一书每章所附的参考书举要中，齐思和不但分类开列相关的外文书目，还对部分书目做了简要介绍和评论，其中多是尚无中译本的参考书。 齐思和在输入西史方面虽不若梁启超、何炳松声名显赫，但却有独到之处。其一，民国学界引介西史者颇不乏人，而能够真正深入西学堂奥得其精髓者尚属凤毛麟角，齐思和即其中之一；其二，与梁启超引入日本文明史学、何炳松译介美国鲁滨逊派新史学、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雷海宗、林同济宣扬文化形态史学不同，齐思和不宗主一家之言，并非西方某一学派的代言人，而是着力于阐述当代西方史学演变的一般趋势和主要命题。这对于国人把握新史学的精义、使本土史学走上现代之途有更多的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