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构建现代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是历史学的神经中枢，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新史学欲取旧史学而代之，必以方法论的根本变革为先导。齐思和在引进原汁原味的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相对系统的现代史学方法论体系。从历史的定义与范围、史学的目的及价值、历史的体裁与分类、史料的种类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到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国史改造的途径与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法等具体研究路径，齐氏皆有详细阐述。较之输入西史，这种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对中国新史学贡献更大、更直接。 史学方法论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历史的定义。梁启超曾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9](P1)齐思和对此观点做了集中批驳，斥其混淆了史实本身与史实记载，指明：史非史籍而已，乃“事迹之本身”，即“以时间为本位之古今事迹之全体也”。[4](P1，3-4)齐思和进而指出，旧日史家对历史范围的认识，只包括“人类社会之进化一方面，而非其全体”。中国旧日史学，几乎都集中于政事的叙述，“专以英雄豪杰奇才异能之士为对象”。不同的是，“现代史家之趋势，亦在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变”。[4](P9，11) 关于历史的目的及价值，劝诫、资鉴、爱国心之激发，是旧日学者研究撰史的主要目的。齐思和认为，现代历史研究的唯一目的“在于寻求真理也”，“事实可以矫正理想，理想不可牺牲事实，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可牵就学说”[4](P30)。持此态度治史，其著作才能有科学价值。至于历史的功用，古人的态度往往过于实际，以至所写出的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现代史家为矫此弊，一谈到历史的功用，即以无用作答。实则历史并非无用。因此，“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10]。这一观点与美国新史学派基本一致。 历史编纂须选取一定的结构框架和叙事模式，此即史书的体裁。新史学的理念既与旧史学大异，其体裁制式必然有所革新。齐思和指出，中国旧史学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最重要，三者各有短长，而纪事本末体“去距吾人之理想不远”，唯范围和分目不适于现代。在西方史学，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李维等“以述故事之法，以散文叙述史事”，记叙体遂为西洋正史的体裁。今日中国史学的改造，“非采取西洋史体裁不可矣”。[4](P84，87，88) 与史书体裁相关的是历史分类。中外旧日史学分类皆重体裁而轻内容。《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正史”、“古史”、“杂史”等13类，英人培根将史书分为编年、传记、记述三类。这些分类法已不合乎今日需要。现今西洋图书馆及史部目录多以内容分类，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史部分为通史、地理、游记、传记、古代史、近代史六大类，近代史又依时代区域划分若干小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更为细密，尤能将史学与辅助学科加以区分。但上述两种方法便于图书归类而不合学术需要。美国史学会编制史部书目一书，集乙部目录之大成，分为26类，每类之中，又分细目。“凡内容相同、性质相关之书籍，皆归于一部”[4](P99)，颇便于普通史家翻检利用。齐思和认为今后中国史书的分类应取用此法。 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和根本，因而史料观成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要害。齐思和认同“无史料则无历史”[7](P1)之说，将史料视为历史知识之来源，认为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如工业家需要原料、化学家需要药品、生物家需要标本。史料分遗迹与文字记载两类，记载乃间接观察，遗迹可直接审览，因以遗迹为要。文字记载的史料虽不如遗迹直观，但保存流传较广。文字记载包括档案、私人文件、刻文、记述四类。其中，档案是历史活动的直接产物，最为重要；而记述系间接知识，占史料中的最大部分。[4](P102，104，108，111)齐思和对原始材料、直接史料的重视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大体接近，盖吸取了西方实证史学的合理因素。 齐思和特别肯定了正史的史料价值，其认识有别于时流。晚清“新史学”派对旧史的激烈抨击和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彻底动摇了传统正史的中心地位，以至形成“不看二十四史”的局面。⑤齐思和力图矫正此偏弊，重新论究了正史的地位。他认为，正史是“吾国最重要之史料总汇集”，就现有的史料遗存来看，正史是“历代极重要之史料”。相对而言，正史大部分在今日已具有原料的价值。后代修史多抄撮原文，少有改易，故“正史虽非同时代之史料，而其价值几与同时代之史料等”。[4](P112-115)齐思和既承受了西方史家重视直接史料的观念，又充分顾及中国史料的实况，提出公允切实的见解，较之傅斯年等偏重直接史料、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做法要胜出一筹。[11] 齐思和还就专题研究、国史改造、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做了探讨。他一再强调，“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12]，因而他对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分问题之选择、资料之搜集、材料之整理、假定之成立、撰作、修改与编订、其他各部之编制七方面进行了论述。[13]关于问题之选择，第一，要注意范围适中，不可过于宽泛；第二，问题要有意义和价值；第三，题目要有新意，前人研究较少；第四，所选问题要有可行性。⑥论及撰作，他特别对时下考证文章“辽绕艰涩，枝蔓苛碎”，“征引原文，恒失之冗长”的文风提出批评。[13] 随着西史输入中国，国史的改造日益迫切。齐思和认为国史改造不能局限于细枝末节，而要进行彻底全面的改革。究其原因，第一，今日史家治史要本着客观态度，探寻真理，实事求是，摒弃主见，这与昔人劝诫资鉴的目的态度已截然不同；第二，今日史家在方法上远较前人细密，各种科学提供了治史新工具；第三，今日史家的研究范围远较前人广阔，侧重点全然不同；第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前人之所未见者，后人见之，前人之所不知者，后人知之，昔人著作遂有随时修改或全部重写的必要；第五，今人于史重客观的了解，须研究事实如何发生和何以发生。历史哲学造成历史观的转变要求重写历史。 对于如何着手改造国史，在齐思和看来，应从专题研究入手，随着专题研究的积聚扩展，“于是有专家出焉，根据个人探讨与同好之研究，为一综合的整理，范围较广之叙述，而专史成矣。其后又好事者，鸠合专家，合编通史”，“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此不可紊之次第也”。[14]时下国内之所以未产生标准之通史，根源即在于缺少足量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和凭借。 此一认识与何炳松不谋而合，何氏也主张通史著述应该缓行。他认为：“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功夫……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做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15](P166)何炳松编译《通史新义》一书，非提倡通史撰著，而是力图对当时盛行的通史编纂风气有所匡正。他提出：“通史不宜独尊也”，“通史为便览之书，史料为通史之库，如徒求便览之书而不惜毁史料之库，是得鱼忘筌而舍本逐末也”。[16](P9-10)不过，何炳松与齐思和对通史的看法仍有差异。何炳松流露出一种轻视通史的意味，齐思和则视通史为一种高级工作，“现今西洋史家所致力者多为综合工作”[13]。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史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最富生机的新兴领域，齐思和对其发展也有所建言，并论及农业史、农民起义史等社会史问题的研究方法。⑦他指出两个应注意之点，首先是体裁义例。即应先明了社会史所包括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方法，以免流于琐碎。社会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其体例内容与以往政治史差别巨大，可参考西方史家已有的成果。何炳松的《通史新义》对社会史研究有所涉及，但因出版较早，其内容已不能代表现今社会史的发展。他推荐法国亨利·贝尔的《人类文明史》、美国斯来生格的《美国生活史》等作品，希望参酌其体例再结合中国史的特点开展社会史研究。其次，研究此学宜采用比较方法。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具有共性，在同一经济状况之下，社会制度往往大同小异。“政治史家所研究者多是偶然之事，而社会史所研究者则多普遍现象”[17]，因此外国社会的发展过程足资我们参考比较。齐思和进而强调，比较非纯粹比附，“既须究其同，亦须辨其异”。他批评道：“迩来间有治是学者，专取外人如莫尔干等一派人类学家之学说为骨干轮廓，再就中国史中似是而非之史料断章取义以比附之。”齐氏主张：“夫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能迁就学说。吾人固当用西洋之方法以研究中国之事实，亦应以中国之事实修正西方之学说”。[17]其时，社会史研究者多受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学说的主导和支配，不免公式主义的流弊，简单化的注疏式作风，典型者如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诸多论作，而齐思和主张以一种中立开放的姿态，广泛参考欧美史学的成果，同时又避免迷信外人和盲目比附，则可望将社会史研究引入正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