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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的确立及学术发展。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故学科、学会与近代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关键词】学科 学会 年会 学术共同体 建构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安徽萧县人，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近代新式学会是学术研究者根据兴趣、爱好及共同理想而组织的现代学术共同体。它以近代学科为基础而设立，其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它不仅召开自己的学术年会，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切磋相关学术，交流研究心得，而且发行自己的专业杂志，发表会员的学术论文，推动本学科学术研究之发展。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最重要之事业及主要活动方式。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引入与学会建构，旨在推进学术之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反过来又促进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确立及学术发展。故学科、学会与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一、西方新式学会之移植 古代中国有着久远之士人结社传统，并在明末达到高峰。此乃晚清士人接受西方新式学会之思想根基及组织基础。但传统士人之结社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往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会员一律平等、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与不论官职和权力大小、学会首领由选举产生等近代学会之基本特征，是传统士人结社所不具备的。至于近代学会所具有之其他重要职能，如须按专业学科设置、须有会员共同遵守之章程和固定宗旨、须有定期之学术活动并发行报刊等，更是“会友辅仁、相聚讲求”之传统士人结社难以具备的。 近代意义之新式学会，既不同于汉、唐、宋、明诸朝之“朋党”，亦不同于古今不绝之下层民间结社，还有别于士人间之雅集酬唱，而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之读书人（士绅）集结而成的群体组织。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乃由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所组织。甲午之后，中国士人“合群”观念萌动，并将“开会”作为“合群”之手段。西方诸国因组织学会而强盛，中国因无学会以合群而贫弱，故欲求富强之道，必从组织“学会”开始。康有为介绍西方学会云：“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劝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故考天文则有天文之会，凡言天文者皆聚焉。”[①]讲学即为一种“合群”方式，结社之目的乃“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故新式学会为士人“智识交换”之组织。欲广联人才以开通风气，必须提倡学会。康氏《上海强学会序》云：“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②]对兴学会之重要性作集中阐述者，当推梁启超。其云：“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会。”对于学会之设置，梁氏之设计为：一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二是各地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③]其视组织新式学会为中国自强之术。 晚清士人创立之新式学会，首推京师强学会。1895年11月，康有为发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译书局，其宗旨乃为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云：“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厉而出，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之思，则阅见易通。”强调组织学会对促进学术交流、促成学术人才及学术发展之重要性。该会刊行《中外纪闻》，日刊一册，由梁启超任主笔，麦孟华任编撰，选登阁抄，译录新闻，刊载格致有用之书；每十日集会一次，发表演说。从这些活动看，京师强学会乃为具有西方近代学会性质之新式社团。 继京师强学会后，康有为等人复创设上海强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之社团。其宗旨云：“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④]康氏草定之《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了新式学会对士人交换学术见解、切磋学问之功能。其云：“今此会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以期增长，是入会之大益，既无隔碍，且合海内之才士联结讲求，庶自强有基。”[⑤] 晚清士人引入西方新式学会，与移植西方新式学科门类是同步的。康有为按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之特性，力使学会成员分科研学，借以促进学术进步。康氏设想之研习科目，除了中国旧学外，已包含有当时输入之西学各门类，研习重点集中于经世之西学科目。为使学人“声气相通”，会员们分科研习而有心得，便可以在学会内进行交流；其交流方式除了当面质疑、来函问询外，还要钞存备览、刊刻流通：“入会诸君，原为文学起见，其有疑义，可函询会中讲求，当询通人详答。其有经世文字、新论新法，可寄稿本局，经通人评定，或钞存备览，或刊刻流通。倘发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奖赏，标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⑥] 从康有为拟定之章程看，上海强学会尽管尚有传统士人集会问学之影子，受明清士人结社以研习学问之传统影响较深，但该会有着完备的章程，明确的宗旨，固定的会所，和详细的学会经营计划，将译介西书、创办报纸、开大藏书楼、设办博物院作为学会经营之事业。同时，其研习之学问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四部”之学，而且包括了当时各种西方新学知识，并特别注重新式学会在研习学术成果交流上的功能。这些情况均反映出上海强学会已经不是传统士人之结社，而是处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按照西方近代学会原则创建的新式学会，已经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条件。 戊戌时期许多士人意识到兴办学会、集合同人以研习各种学问之重要性。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之际，汪康年亦拟定《中国公会章程》，对兴办新式学会之目的、新式学会与传统会党之异同、新式学会之事业作了集中阐述。其云：“公会者，所以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澌灭也；所以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他认为“自党会之禁严，而人心愈散涣。兹立此会，务欲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将拯衰弱，俾臻富强。”[⑦]从这些规定看，中国公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是为了联络天下之人“拯衰弱”、“臻富强”，并非纯粹的学术社团。 会员间之学术往来及学术交流，是新式学会之基本特点。汪氏规定，学会之目的在使会员互相联系、互相勉励：“凡会中人既有动人之事，尤须平时互相规勉，互相考察。凡自得之新理，新考之利弊，并同人之志学奋怠若何，皆宜函告于总会，是为会中之事。”该章程复规定：“中国近十余年来，非无有志绩学之士，然苦于彼此不相闻问，不特无由观摩，无由增长，即己之学问，亦无人能知。且平素无相交之雅，一旦相遇，则妒忌忮害之心，随在而发。本会务使海内有志之士声气相通，庶无隔碍之弊，是为入会之利益。”因强调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绩学之士间的交往以增长学者之学问，故中国公会为纯粹研习学问之社团，而非政治性政党：“今本会但讲求学问，而于资生之事则全不相涉。凡事业去就、名宦隐显及讼狱等事，均不敢与闻。” [⑧] 正因创建中国公会旨在学者“入会以后则学识可益滋长，渐成有用之才，名誉亦日流播”，故汪氏规定：“凡入会者，可随时将己之志趣识学，函告总会，遇有疑难，亦可函询总会，总办应将所知者函答，不知者亦当转询通人随时函答。”为此，学会创设“会报”，报告会中事务。汪康年制定的《中国公会章程》与康有为之《上海强学会章程》相比，均未能与政治性社团完全区分开来，但亦均将新式学会视为学者研习新学、交流与研究学术、沟通士人之组织，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特性。 强学会之创设，突破了官府禁止士子结社之规定，各地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戊戌时期之学会，据台湾学者张玉法考证，“除分会外，主要学会凡六十三。”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湖南之南学会。南学会成为湖南各界兴办新式学会之模范。在南学会示范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会。对于湖南学会兴盛情况，《国闻报》赞云：“自上年前学使江建霞文宗创立湘学会于校经书院，为多士讲学之地，近则日新月异，继长增高。后来名目，有所谓南学会、群萌学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⑨] 戊戌时期之学会，乃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它们多以转型中之士绅为主，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近代性之新式社团，但亦具有浓厚之传统色彩。它们以综合性为主，较少专业分工明确之学会。戊戌学会从古代中国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及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以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戊戌学会实乃传统与现代兼备之过渡型新式学会。对此，只要略加分析各地新式学会之诸多章程，便会窥出其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戊戌时期的新式学会，是从传统的士人结社、朋党向近代政党转型中之过渡性社团，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戊戌学会是政治性政党与学术性团体之混合体，尚难以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一些学会虽标榜“学术”，而实乃政治性社团，并非仅仅是士绅为研求学问而聚会。从总体上看，戊戌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社团较少。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及汪康年创办的中国公会，明显具有此种特征，而湖南创办的南学会表面上似为学术团体，实则政治色彩甚浓。与传统形式牵攀而纠葛不清，政治色彩深厚，乃为戊戌学会之共同特征。 尽管戊戌学会有如此浓厚的传统色彩，但已经具有近代学会之基本特征，各地学会不仅有比较完备的章程，有固定的会所，有定期的集会，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且在学会内部出现了平等、质简、崇信、群治、独立之新风气。 首先，从固定会期、组织方式及固定经费来源看，各地学会均有原则性规定。《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议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辨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其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⑩]表明南学会有着固定活动方式和固定集会日期。湖南《积益学会章程》规定：“会中诸君居处各异，现定聚会之法，每月三次，逢五为期，届时准二下钟到，五下钟散。”会友分为常会之友、偶会之友。常会之友，除大风雨及紧要事件，不能如期到会外，不得任意推诿爽约；偶会之友届期到会与否，任其自便，“会期各会友相见入座后，即专心讲学，勿涉游谈。”[11]湖南《学战会章程》亦规定“本会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一次。” [12]从固定的资金来源看，各地学会亦作了原则性规定。如南学会经济来源主要靠会员的捐助：“入本学会者，可任意捐赀若干，为会中广购图籍、扩充经费之用，或愿捐新旧各种书籍亦可。”湖北质学会规定：“本会事方经始，购求图书，需款颇钜，凡我同胞，既副他山之宜，庶裨集腋之益，每人酌捐，以六两以上为率”。[13]湖南的群萌学会不仅有固定会址及稳定会员，而且亦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凡入会者，皆请量力捐资，至少以一串钱为度，或捐书器亦可。”[14] 其次，戊戌学会研习之学问，尽管也有传统的经史之学，但几乎均将研习西方近代新学作为主要内容。1897年发起的常德明达学会章程规定：“本会以译学、算学为入学之阶，以为致用之本。”研习方式：“每日七点钟至十一点钟，习译学、算学；十二点钟至四点钟，习中学，讲经史大义，并及掌故、舆地、兵略，以端学生趋向。盖本会所望于学者，非仅充翻译而已，欲其考察古今中外之故，天地人物之变，以成为匡时济世之才。”[15]《积益学会章程》规定：“此会专讲求有用之学，以现设经济科六门为主，如会中诸君各有一得，相会时可参观互证，以广闻见。”又云：“风气初开，用功之道，务须会通今古，参酌中西。凡有疑难及心得处，诸君或立劄记，或批书眉，以便会时辨难，并验勤惰。” [16]《学战会章程》规定：“此会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为主，而以急变今日现情、发扬中国光荣为念。”其研习的学问主要是“经济特科六事”，是“济时实学”。湖北质学会“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毋骛声华”，以“崇儒”、“矫弊”、“分门”为主旨，声称“吾党讲学，力矫斯风，深之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其研习的学问包括经学、史学、法律学、方言学、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14门科目。[17]这些科目均以近代西学新知为主。即使是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蜀学会，在研习科目及方式上亦体现出近代新式学会之新因素：“约分伦理、政事、格致为三大门。伦理以明伦为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商各务；格致，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电气力水火汽、地质全体，动植、算、医、测量、牧畜、机器制造、营建、矿学，皆听人自占，与众讲习，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登报表扬。”[18] 再次、会员间之平等观念加强，乃为戊戌学会与传统士人结社之最大差别。各地学会章程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南学会大概章程》第五条规定：“本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即以通上下之气，去雍阏之习，凡入会者，务知此意。”[19]《南学会总会章程》亦称：“用平等之仪，示合群之旨”。[20]《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亦规定：“凡入会者，应由会友三人切实出保，实系有志向学者，当由会中公议，久者过半，方准入会。”“不拘何业之人，但德才艺有可取者，均准入会。”[21]讲求平等与合群。“教习绅董可纠合数处，公择便地，约期聚会，讲究教法及办事之利益”，[22]并“许各会友评论”，开自由讨论之风。沅州南学分会就宣称：“则欲合群心、联群身、开群智、振群气、造群材、达群情，舍学会其末由也。”蜀学会亦注重会员间学术交流中之平等观念：“会议时所标示者，皆系经史大疑，古今积患，历来聚讼，将来流弊不易晰之条，凡学友等务须平心静气，考求一是，不得使气竞忿。”[23] 再次，各地均将组织学会视为联络学者、交流学术成果之方式，并从制度上对此项功能给予保障；其保障之法，乃为定期召开会议、刊印研习成果、加快成果流通之频率。组织新式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乃为各地学会发起者较为明晰之共同思路。前述康有为、汪康年等人制定的章程已作了详细阐述，其他各地学会章程亦多有明确规定。如《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通信会友，凡居址远者，来否会讲，听其自便，至外府外省，尤可彼此函商，或自将所学演讲成帙，邮寄会中，互相考验，亦择其佳者选刊行世。”[24]蜀学会亦规定，“会所立新义、存疑、问答三册，会讲时所发疑义、新义及问答，精要之语，依门胪列，即将此册为学友论撰底本，选择登报，省外分会亦可仿行。”还规定：“会议仿汉人白虎讲义，分条树义，互相辨难，略有定论，退而笔为论说，由主会公同评允，登报印行。其专言经义、撰辑义疏者，作为日记，会中以时评论，择优酌奖。”[25]新学会在创办之时便意识到：“中国地灵人杰，非无绩学真士，专门名家，阐发新理，往往自矜独得，秘而不宣，所以中土数千年文明古邦，而一切学术，长进极迟者，正坐此病。西国反是，故能精益求精，民智日辟，而新新不已也。道在公智与私智，群智与独智，积习与不积习耳。今本报力矫斯弊，病除积习，寰海通人，幸鉴斯意。” [26]故其宗旨明确规定：“本学会讲求各种新学，事巨责重，为全球人士公共事业，凡中外贤达，既有同好，志在扶植世运，砥砺人才者，幸勿相沿旧习，仍存彼我畛域之见，致相隔阂，同人等力微才绌，惧勿克任，一切提倡维持之道，则凡海内贤人志士与有责焉。”[27] 最后，举办讲学、藏书、刊印、办报等新式学术事业，乃为传统士人结社所不具备的。《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南学会研究科目为中西学术，并负有“印书”责任：“本学会学术不立专门，如有融贯中西，睿明心力，著为论说，或创造图器，有益民生者，其论说则由本学会选刊行世，其图器则仿西国文凭之例，给予考凭，俾相授受。”南学会所办事业，有藏书楼：“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会友平时欲观图籍，可携笔砚，亲赴书楼钞写。其所阅图籍，不得携去，以防遗失。”[28]并定有讲学、阅书章程。其活动集中在三方面：一为组织讲演会，内容集中于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二为发行南学会机关报《湘报》，成为湖南最早的日报。该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集资筹办，熊希龄主持，主要刊发南学会讲演之讲义、问答、各类章程及会友之论著；三为建立藏书处，购置大批图书，供会友借阅。群萌学会宗旨：“本学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而兼敦友睦任恤之风，凡此皆非合群不为功也。”[29] 戊戌时期的学会，多为转型中之新式士绅所发起组织，严格说来尚非新式知识人之组会，故戊戌学会实乃传统士人向近代新知识人转变中之学术共同体。通过分析南学会章程，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此点。《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南学会会友分为三种：一曰议事会友，皆以品学兼著、名望孚洽者充之。凡会中事务章程，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二曰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三曰通信会友，远道寄函，随时酬答。学会共有会员千余人。实际上由今文学家皮锡瑞主持，日常工作则由议事会友谭嗣同、唐才常等负责。南学会在省会设立总会，在全省各地设立分会。《南学会总会章程》规定：南学会为湘省开办学会之起点，应以本学会为通省学会之总会，其各府厅州县续立之学会皆为分会；本会设总会之意在立一联络全体之学规，寓零于整，化涣为萃，为振兴政学之权兴；本会为官绅公有之权，各大宪躬莅开讲，用平等之仪，示合群之旨，以为之倡；各处所设学堂均须由会绅经理，一气灌输；凡分学会之董理绅士，皆应先入本会会籍，并将开会事由及现有经费，函知本会，刊发钤记，禀知上宪存案，为文册往来之符信，以昭划一；凡学会办事章程、学规、教则、讲义以及书器之目、图表之式，须整齐划一，由本会议定通行，其有地方情形不同，酌量变通者，听仍报知本会，以便稽查；本会聘请学长讲学质疑，每期讲义及各会友札记函问之新艺新理，均随时择优付报馆刊布；各学会学堂，凡有心得，均可函知本会，择优刊布；凡农、工、商、矿、医、武备、水师、女学各学会、学堂，皆须联合于分会，受成于本会；凡会友有讲求经武、格致、考工，确有心得者，均可用摺开列，送交本会，设法推广考究，以收观摩之益。[30]南学会及其分会以诸多方式将湘省各地接受新知之士绅聚集起来，担负研习西学及开通民气之责。 戊戌时期的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但也有些学会创办之初即保持其纯粹学术性，不与政治势力关联。如湖南群萌学会定有禁例，严禁议论时政：“凡本学会会友皆不得在本学会诽谤讪上，及作为分内所不应为之事，更不得藉学会声名在外猖狂招摇、劝捐借债及赊买物件等事。”[31]江西励志学会，“以昌孔教、讲实学、开风气、祛积习为宗旨。”规定：“同志所著论说，宜援据古今、融贯中西，不得胶执旧说，妄逞臆见，更不得矜奇炫异，诡恢偏激，指斥时政，议论官场。”“平日论说，务求实可见诸施行，不得援引异端，及妄诞不经之说。”[32]苏学会标榜不涉政、不议政，其《简明章程》规定宗旨云：“取其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苏学会实乃学术性质之近代社团：“本会专以学问相砥砺，凡非分所应为，不得干预，但当实心实力，讲求有用之学，储为经济，以报国家，勿议朝政，勿谈官常，庶可持久。至标榜倾轧诸习，尤为学者易犯，更当痛戒。”[33]故苏学会创建伊始便自觉与传统士人结社区别开来。 清末创建之学会，虽仍保持学会之名，但学术活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演变为政治性团体。1900年初，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正气会，唐才常手订《正气会章程》22条，规定会员“登籍之后，一切学问，可以函商，或须购置书籍仪器及其他要务，均可由会所干事员代办”，并准备开译局、报馆，遣派出国留学生等。它表面上是一个研习学问的组织，但实质上却是联络各方豪杰、筹划武装起义的政治组织。该会随后改名为自立会，学术研究让位于直接的政治斗争。故清末学会名义上为学术性学会，实则具有政党性质之政治性社团。它们或者名为研究学问，实则进行革命活动，如唐才常之正气会及自立会；或者初时搞学术，旋即转为从事政治活动，如蔡元培之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等；或者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围绕着政治使命从事某些学术研究和宣传。这样，清末学会与政党关系密切，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学术色彩日益淡化，政治色彩日渐强化。 (责任编辑：admin) |